雖然中國的大戰略決定中國要“以美為師”，並積極發展對美關係，尋求同美國的合作，但是中美之間畢竟存在著許多差異和利益矛盾，特別是美國對華戰略中存在著的遏製成份，這決定了美國在中國對外戰略中扮演著雙重角色。美國既是中國合作夥伴，也是競爭對手。
一、多領域的合作夥伴
當今世界，伴隨著全球化進程，國家間關係越來越複雜，利益關係犬牙交錯，特別是大國之間，往往是在一些領域有合作，而在另一些領域則存在著競爭，即使在同一領域，也是合作中有競爭，競爭中有合作。如果從安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多個領域，同時又把安全分成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而傳統安全又分成軍事安全與地區安全等多個層麵，來考察中美關係的話，可以發現，中美之間在多個領域和層麵都存在著深厚的共同利益，有著巨大的合作潛力。
首先，兩國都希望國際局勢最起碼在近中期內相對穩定。中國要專心搞建設，希望有和平的外部環境；美國要充當世界的領導，不希望看到一個動蕩的世界，它想實現霸權控製下的和平。
其次，兩國都不想走向直接對抗。在多極化大趨勢下，美國不願與“多強”中的任何一強走向對抗。在目前的“一超多強”格局中，在美中、美俄、美日、美歐等大國關係中，任何一對雙邊關係處於對抗狀態，都會使第三者從中漁利，乘勢崛起。冷戰時期，美蘇對抗的一個重要後果就是日本和德國的複興。中國要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更不願同美國這個“一超”搞對抗。50-60年代同美國對抗，曾給中國帶來非常嚴重的後果，單從軍事安全上講，美國曾四次打算對中國動用核武器， 如果這種打算成為現實，那麼中國以及中美關係乃至世界的曆史恐怕得重寫。
第三，中美兩國在亞太地區擁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地區安全形勢直接影響本地區的發展速度和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地位及受益程度，以及在多極競爭中的處境。歐洲曾為世界中心200年，但是經過兩次世界大戰，歐洲的相對地位下降，北美和東亞乘勢崛起。亞太現在已經成為世界經濟中心之一，亞太各國都從中分享到了極大的利益，如果亞太動蕩，後果是可想而知的。中、美同為亞太地區大國，都將亞太的安全、穩定、和平與自己的切身利益聯係起來，並且有相當程度的共識。比如，兩國對朝鮮半島的局勢都非常關切，在有關朝鮮半島核問題的三方和六方會談中，中美就進行了很好的合作。就目前來講，不管出於何種動機，兩國都有為維護地區穩定發揮作用的願望，更不願看到因兩國之間發生衝突而將亞太帶入動蕩的深淵。盡管美國與中國在地緣戰略上存在著很大的矛盾，但是同整個地區的安全與穩定比較起來，後者所牽涉到的利益更為根本一些，不到萬不得已，美國是不會冒與中國一戰而毀掉地區安全的風險的。
問：您怎樣看中美日關係？現在東北亞出現中美日三強並存的局麵。但是曆史上，當日本占領中國東北，甚至全麵入侵中國時，美國仍然保持沉默，將來美國還會采取類似的政策嗎？
答：那是個大錯誤，美國沒有發揮強有力的領導，沒有抵製住孤立主義。將來最危險的事情是，日本和中國相互衝突。20世紀最後1/4世紀這段時期是非常有趣的。因為這是美國同時與中國和日本保持良好關係的時期。一個世紀中，從沒有這種情況。但在毛澤東與尼克鬆見麵後，出現了這種情況。所以在東亞有一個隱形的安全體係，它依賴於美國發揮強有力的作用。我認為這是好事。如果美國退回，喪失利益，中國將同日本和美國有許多麻煩。人們不理解在東亞的安全體係，因為它沒有像北約那樣的清楚的多邊組織的框架，東亞的體係是由一些雙邊關係組成的，主要是美國與不同國家之間的雙邊聯盟，由美國同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菲律賓、新加坡的聯盟組成的。中國對這個體係的接受也是其組成部分。
第四，中美兩國在反恐及其他非傳統安全領域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9·11”後，中國旗幟鮮明地表達了反對國際恐怖主義的立場，對美國遭受的損失表示同情，對美國隨後進行的反恐戰爭表示理解和支持。雖然在伊拉克戰爭中，中國反對美國未經聯合國授權對伊動武，但中國隻是反對美國的單邊主義做法以及借反恐之機進行戰略擴張的圖謀，並不是反對美國打擊恐怖主義。對中國打擊“東突”分裂勢力，美國也給予了一定的支持，宣布“東突”為恐怖組織。反恐合作成了“9·11”後中美關係發展的重要戰略支點。
問：您認為中國崛起後，中美是否會像傳統現實主義者所講的那樣走向衝突？
答：這種說法有一點道理。但我傾向於認為，有許多事情可能在未來10-20年間發生。即使反恐合作結束了，還會有其他方麵的合作。就是現在，中美在朝鮮問題上的合作在某種意義上比反恐合作更重要。我認為，這也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考驗：兩國是否能在將來進行安全上的合作。
當然，目前的反恐合作也很重要。
第五，在全球化趨勢下，兩國經濟層麵上的共同利益增多。中美兩國經濟的互補性很強，經濟關係已經成為維係兩國關係的重要紐帶。90年代，在中美兩國政治關係動蕩不定的情況下，經濟關係卻穩步發展；美國國會一再在對華最惠國待遇問題上向行政當局讓步；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問題上，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幾乎采取了一致的立場，讚成中國入世。就是在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初期將中國定位“戰略競爭對手”時，也仍然宣稱中國是美國的“經濟夥伴”。這些說明，美國在經濟上已對中國有很強依賴性，美國不願意放棄中國這個新興的大市場。相應地，中國對美國也有依賴性，而且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對美的依賴程度更大。在兩國的經貿交往中，中國從美國得到的很多都是其他國家不可替代的東西，而美國從中國得到的則是其他國家可替代的。發生在東南亞的金融危機如果發生在美國，恐怕對中國經濟的衝擊更大。
第六，在軍事關係上，盡管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存在，加強美日同盟，有針對中國的一麵，但是這也有利於遏製日本軍國主義傾向的發展，對俄羅斯的民族主義傾向的發展也有抑製作用。如果美軍離開亞洲，任憑日本的軍事力量自由發展，那對中國的周邊環境的消極影響會更大。
第七，在台灣問題上，雖然中美在統一目標和方式問題上有矛盾，美國有利用台灣遏製中國的因素，但是中美也有共同點。50-70年代，美國在反對蔣介石反攻大陸、反對台灣擁有核武器、一個中國等問題上與中國有共同立場；以後，在和平統一、實現兩岸交流與對話方麵，中美也有共同點；現在美國仍然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對李登輝的“兩國論”和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美國都表示反對。美國的這種立場，與支持、縱容台灣獨立比較起來，還是應該值得中國歡迎的。尤其是在台灣擁有核武器問題上，中國更需要美國的合作。
第八，在文化交流和社會人士交流上，中國25年對外開放的曆史表明，與西方國家的交流對中國所帶來的好處遠遠大於壞處。在這方麵，中國與西方交流的需求大於西方對中國的需求。文化交流不僅限於自然科學方麵，也包括社會科學。鄧小平說過：“我們絕大多數思想理論工作者都應該鑽研一門到幾門專業，凡是能學外國語的都要學外國語，要學到能毫無困難地閱讀外國的重要社會科學著作。我們已經承認自然科學比外國落後了，現在也應該承認社會科學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麵說）比外國落後了。”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這段話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篇綱領性文獻中說的。足見在鄧小平心目中，中國在社會科學方麵與外國進行交流的重要性。
第九，在人權問題上，中國雖然反對美國利用人權問題對其施加壓力，而且認為中國對人權的看法與美國有很大差異，但是中國也主張在人權問題上同美國對話。應該說，對話是有基礎的。中美人權觀在最基本的方麵是一致的，即尊重人的生存、發展及其他重要權利，努力促進人權事業的發展。對種族歧視、種族滅絕等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都持反對態度。從人類文明發展史的角度看，社會主義人權觀與資本主義人權觀有一定的繼承性和相容性。馬克思稱美國《獨立宣言》是人類“第一個人權宣言”。南北戰爭時，馬克思高度評價了《解放黑奴宣言》，在林肯再度當選為美國總統時，他代表第一國際中央委員會向林肯發去了賀信。信中寫道：歐洲工人認為“由工人階級忠誠的兒子阿伯拉罕·林肯來領導自己國家進行解放被奴役種族和改造社會製度的史無前例的戰鬥，是即將到來的時代的先聲。”
第十，在民主問題上，雖然美國要推行的民主是“美國式”的民主，與社會主義民主有本質的區別，其意圖是傳播美國的價值觀，加強美國的領導地位，“西化”社會主義國家，但是，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並不是截然對立的，它們也有共同點。首先在基本價值取向上有一致性，都反對專製和獨裁。馬克思主義承認資本主義民主是比封建專製進步的東西。馬克思稱美國是“最先產生了偉大的民主共和國思想的地方”。馬克思還高度讚揚了林肯所領導的反對南方奴隸製的戰爭，稱“自從巨大的搏鬥在美國一展開，歐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覺到他們階級的命運是同星條旗連在一起的。” 中國“五四”時期所倡導的民主應該說是資本主義民主，但中國承認那是進步的行為。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提出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這裏的“民主”也不是社會主義民主。這些都表明，社會主義民主對資本主義民主有一定的繼承性。鄧小平明確說過：“民主是我們的目標”。當然他指的是社會主義民主，但也絕不是與資本主義民主完全不相容的。上世紀90年代中國搞村鎮領導直選，美國等西方國家就大加讚揚，但這絕不意味著中國做錯了，是在向“西化”邁進。中共十六大已經明確將“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作為“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 其次在民主實現形式上，雙方有一定的共識。比如普選，鄧小平就曾講過，“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 這表明他認為，普選並非與社會主義民主不相容。1989年鄧小平對美國總統布什說：“美國有一二百年搞選舉的經驗。如果我們現在搞十億人的選舉，一定會出現與‘文化大革命’一樣的混亂局麵……根本談不上搞經濟建設了。” 這裏鄧小平並未否定搞選舉，而是強調中國暫時不具備搞選舉的條件。
以上諸多共同利益表明，美國是中國實現大戰略的合作夥伴，沒有美國的合作，中國要實現自己的戰略目標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問：您怎樣評估未來中美關係？如果美國的反恐戰爭結束，中美關係是否會出現麻煩？
答：我想除了反恐戰爭，中美還有其他理由進行合作。在本地區，我們有許多共同的安全利益。
中美關係還依賴於雙方的國內政治。我認為，台灣問題會穩定下來，中美能夠有很多合作。還有一些像北朝鮮這樣的問題，在那裏中美有共同利益。中美最近有許多合作。我真的看到了戰略機遇，不是20年後，而是現在，這將有助於建立某種框架，以致於當這些即刻的問題消失時，我們能有更穩定合作的框架。
問：你認為，反恐戰爭後，美國的對華戰略會改變嗎？或者說，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會改變嗎？
答：反恐隻是美中之間共同安全利益的一個方麵。還有其他共同利益，如地區安全。不過，就是在有共同利益的方麵，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就拿恐怖主義來說，中美在反恐上有共同點，但是用戰爭方式反恐、增加美國在中東和中亞及東南亞的軍事力量上，中國同美國就沒有共同利益。所以，共同利益下麵有利益分歧。在朝鮮半島問題上也是如此。在和平解決、無核化上有共同利益，但在采用什麼方式方法上，雙方有一些分歧。雙方在限製日本軍事力量增長上有共同利益。雙方在維持中東穩定上有一定的共同利益，但是在美國在中東應當發揮多大影響上，雙方又有一些分歧。即使反恐戰爭在20年後勝利，中美間仍然有很多共同利益，有合作的機遇。
問：您怎樣評估中美關係的長期走勢
答：預測長遠發展是個很危險的事情，因為有太多的不確定因素，這又是個巨變時期。從變化程度的角度看，是一個革命的時代。
談到中美關係，人們會考慮到很多因素。一個因素是中美經濟關係。我們共同關注恐怖主義是很重要的。還有，中美兩國的領導人基本上都十分關注並努力解決國內事務。現在的中國領導人是第四代。他們大部分是實用主義的，意識形態色彩較淡。他們都接受了工程及相近領域的技術訓練。他們大力強調經濟條件，特別是各地區的農村。所有這些國內問題無論對普通人還是對領導人來說，都是處在優先地位的。
除此之外，應該認識到，中美是當今兩個在亞太地區最有動力的力量，如果它們有平衡的、積極的關係，將使整個亞太地區受益。如果這兩個國家的關係高度緊張，會給其鄰國帶來困難。
我認為，中美之間明顯地存在著一些問題。一個是台灣問題，一個是經濟領域的問題。美國承受著來自中國的高額貿易赤字。美國目前的傾向是試圖對像紡織品、鋼鐵之類的產品征稅。而中國不願允許人民幣自由浮動並與美元掛鉤。這些經濟問題尚未解決。
但是，不管怎樣，通過共同努力，我們正加強使我們自己介入多邊關係，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在北朝鮮問題上的六方會談就是很好的例子，各國一起工作，處理共同麵對的問題。在那裏，我們有相近的國家利益，無論中國還是美國都不願在朝鮮半島發生衝突。我們還都關注北朝鮮垮台的代價，經濟的、政治的，其他方麵的，對南朝鮮、中國，甚至對我們，將是難測的。所以我們努力工作，試圖就核武器問題達成和平解決的結局。這是個複雜的問題，沒人能預估出最終結局。我們正在那個問題上一起工作。
我想，在經濟領域，要增強妥協，在關稅、貿易壁壘、知識產權問題上。我想我們能夠在這些問題上達成妥協立場。
二、亦是戰略對手
中美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最主要的崛起大國和現存的惟一超級大國，肯定會存在許多利益矛盾。總的來看，中美之間的利益矛盾主要有四個方麵：一是全球戰略上的矛盾；二是地緣戰略上的矛盾；三是意識形態和社會製度上的矛盾；四是不同文明體係之間的衝突。隨著中國的不斷強大，前兩個矛盾會越來越突出。美國把中國看成是能在未來挑戰其霸權地位和在東亞地區發揮主導作用的最主要國家，而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要在國際舞台上發揮自己的作用，要成為多極世界中的一極，要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中美之間在人權、貿易、台灣、武器擴散等問題上的衝突主要是由這些矛盾決定的。
問：有人認為，當中國強大後，會挑戰美國的地緣戰略利益，會將朝鮮半島、台灣、東南亞都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內，屆時美國在東亞的影響就會減小，美國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肯定會同中國走向衝突。您怎樣看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