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在《師說》一文中指出教師的作用是：傳道，授業，解惑。建生學兄既非教師，又謙虛地將新著命名為《書海問舟》，但我讀後卻不禁聯想到韓退之的《師說》中的這三個詞六個字。
首先說傳道。當然這裏的道主要指大形勢、大趨勢、大使命和大政方針，客觀地說，近年來新聞出版行業形勢嚴峻，趨勢擺動，使命重大，就像中遊黃河的河床之道，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緩慢擺動，體現在管理上體製上，分久必合，市縣一級的新聞出版和文化、廣電已經三合一，省級新聞出版和文化、廣電也三合一綜合執法；各省新聞出版企事業單位分了幾十年後又組合成出版發行集團，下一步還要兼並重組成五六個跨地區甚至跨國大集團，在此形勢和趨勢下，加之兩免一補、教材招投標和循環使用等一係列挑戰，使業內人們思想一度混亂迷惑：新聞出版行業向哪裏去？究竟該如何改？改革的前途如何？改革的目的是啥？會不會像有些工業企業那樣“工人下了崗，資本家成了王”？建生學兄在陝西出版集團成立大會上的題為《好雨知時節》的講話中指出：“改革需要成立集團，需要集約經營，但成立集團不是改革的目的；改革需要文化產業、上市融資，但股份製、上市公司不是改革的目的。”那麼改革的目的是啥？他指出：改革是通過體製機製創新的方式，實現文化生產力、出版生產力的大大提高；是提高出版產業在維護和保障人民群眾文化權益方麵的能力和水平；是提高文化產品供給、文化資源豐富、文化服務便捷的能力和水平。如此的改革群眾能不擁護嗎？未必見得，先不說歪嘴念經的地方土和尚的偷梁換柱，就說群眾的覺悟提高、思想觀念的轉變也有一個過程，因此，建生學兄告誡大家：“要實現這一目的，就必須提高全體從業人員（包括管理者和所有員工）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改革絕不能為改革而改革，為形式而形式，要改在實處，落到根上，讓發展順理成章，讓繁榮深入人心，讓人們理解改革、置身改革、投入改革、融進改革之中。”這的確是中的之言，實踐證明，合此言者成，背此言者敗。
次說授業。成立集團、發展產業在全國早已不是新鮮事情，但諸如在陝西這樣欠發達、發展相對滯後的省份，還是在出版總社有名無實直至摘牌幾經折騰後才千呼萬喚始成立，掛牌容易，幹事卻難，怎麼幹？建生學兄指出：“要特別關注出版業的轉型問題，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開發信息社會中新的出版方式和受眾方式，充分運用知識產權的資本和資源，運用自己的眼光、視界和能力，探索新的經營模式、新的服務方式和新的盈利途徑，搶占出版轉型的先機和製高點。”在當下該怎麼辦？他具體解說道：“目前，在內容產品的生產創新中，要特別關注書報刊音像製品的互動，傳統媒體和現代媒體的互動，硬媒體、紙介媒體與流媒體、電子媒體的互動；特別關注有形產品與無形產品，有限服務與無限服務，單向度產品與交互功能產品的融合、互補、共贏；特別關注利用地域地緣、高新科學技術、知識產權等有利因素和資源，改造現有出版業，與全國同行業人士一起，實現出版產業的整體提升。”說得多麼具體可具操作性，筆者也曾給有關人士建議過通過策劃提升內容創新等，但似乎並未引起足夠的重視，起碼目前尚未看到明確的舉措和顯著的效果。倒是在“處理好內部外部的各種關係”等擔憂方麵不幸被言中，為教材的管理、印製等權益紛爭不已。還望顧全大局，妥善解決。
再說解惑。本世紀初筆者曾參加全省農民減負檢查，撰寫並發表了《陝南農民減負檢查筆記》，引起業內的關注和爭論；前幾年筆者還參加過全省報業調查，和省委宣傳部和省報協的同誌走訪了數十個報刊社，對全省的報刊市場進行調研並合作撰寫了調研報告，以供省委、省政府決策參考，記得當時在漢中座談時，主持會議的漢中市副市長朱靜芝（現任陝西省副省長）等人也為難地說：給我們訂閱的贈送的報刊多達四五十種，根本看不過來，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她（他）歎息地說：上邊得病，下邊吃藥，我們也是有想法，沒辦法，希望中央和省上下決心解決報刊亂征訂亂攤派的問題。包括筆者在內的檢查組成員聞此言語不無尷尬。在《求知於名川，問道於真人》一文中，建生學兄正視現實，不僅也發現和提出了此類問題，而且從報刊的本身、財政支持方麵、重在發展等指出解決問題的方向、方式和辦法，讀後令人豁然開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