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賈平凹這樣的作家，固然也需要合情合理的稱肯，但我以為更需要有理有據的指點，以有利於在下一部作品或未來的創作中有更大的突破，就我參加過的幾次平凹作品研討會上平凹的表態看，他本人也一再表明，年輕時盼望多肯定和鼓勵，不然就沒積極性了甚至沒信心了。而如今麵對創作上的瓶頸突破，倒想多聽聽批評和鞭策的話，希望評論家多指出他的不足或應注意的地方，這樣對他的創作更有裨益。
早在五年前的五十壽筵上賈平凹就曾說過：愛我的人和支持我的人，是在前邊拉我，給我以滋潤和鼓勁，恨我的人和反對我的人，是在後邊推我，給我以清醒和督促，正是這正正反反兩股力量的作用，成就著我這五十年。在《五十大話》中，賈平凹進一步闡發說：別人說我好話，我感謝人家，必要自問我是不是有他說的那樣，遇人輕我，肯定是我無可重處。如此心態才成就了賈平凹及其作品。
我想，隻有繼續保持上述心態，賈平凹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正如陝西師範大學李震教授指出的那樣，包括賈平凹在內的中國作家不僅需要經驗寫作，更需要超驗寫作。同樣，包括賈平凹在內的中國作家既需要積累生活經驗，更需要精神超脫，對自己對中國文壇乃至世界文壇有一個清醒地認識，意識到差距，尋找新的突破和發展途徑。
而評論家們也要有良知和責任感，不要妄自菲薄，動不動一概否定說當代中國文學是一堆垃圾。也不要自高自大，自以為中國當代文學就一枝獨秀，抱怨諾貝爾獎評委對中國文學抱有偏見甚或視而不見，至今不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中國作家。有使命感的評論家應對中國作家及其作品進行細致而嚴謹的梳理，予以科學而真實地剖析，作出認真而公正的評判，指出明確而可行的方向，從而促進中華民族文學的可持續發展和繁榮。
2007.11.30大土大洋的賈平凹
——與王一燕博士商榷
應邀在西安建築科技大學聽澳大利亞悉尼大學中國研究係教授王一燕博士作《中國現當代小說中的故鄉與本土意識》演講，頗有啟發，尤其是關於賈平凹作品中的故鄉與本土意識的闡述給人新的思考。
近日又讀到王一燕博士《說家園鄉情，談國族（國家民族的統稱——筆者注）身份：試論賈平凹鄉土小說》更是如醍醐灌頂，對賈平凹作品中的故鄉與本土意識有了深刻的認識，正如王一燕博士所說，解讀賈平凹的作品的關鍵是理解賈平凹的身份歸屬，這不僅是因為他出身農民，文如其人，作品裏有高山流水也有鄉土風韻，關鍵是他本人一再聲稱以陝西為敘述背景的鄉土小說意在重申國族身份，他的寫作是要“寫關於人本身的事，寫當代中國人的一種精神狀態，力求傳遞本民族以及東方的味道”。
那麼，賈平凹所稱的“民族味道”是什麼呢？早在八十年代初期作家們便開始在文學和地域文化中尋找中華民族文化特色。在曾經轟動文壇的尋根文學中，賈平凹成就卓著，《商州三錄》是其代表作。盡管賈平凹並不欣賞尋根文學的提法，但他卻一直在尋民族文化之根。
眾所周知，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賈平凹在尋找中去粗取精，不僅繼承了古典文學書麵語言的優秀成分，而且在民間口頭語，即方言中披沙揀金，在作品中化用方言，比如“避”（滾開）、“寡”（乏味）、“攜”（懷抱）、“歡實”（活潑健康）、“潑煩”（心煩意亂）、“受活”（極度舒服），這些流落民間的上古語言，言簡意賅，十分傳情達意。
王一燕博士在《說家園鄉情，談國族身份：試論賈平凹鄉土小說》一文末寫道：一百多年來，中國的作家、批評家，各色政治背景的政客及思想家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討論中國文學形式與中國的現代化、中國傳統及西方影響之間的關係。對現代化的反映之一便是懷舊，且往往表現在對傳統形式的重新啟用。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賈平凹的文學懷舊是對文學現代化發展的一種反動。
對此我不能完全苟同，請看賈平凹《商州：說不盡的故事》序言中所說：說得很久了的那句“越是地域性，越有民族性，越是民族性，越有世界性”的話，我總覺得疑惑。如果我們不努力去溝通，融會人類文明新的東西，不追求一種新的思維新的藝術境界，我們是無法與世界對話的。
賈平凹具體指出：在所謂的鄉土文學這一領域裏，我們最容易犯墨守成規的錯誤，或者襲用過時的結構框式、敘述角度和語言節奏，或者就事論事，寫農民就是給農民看，做一種政策的圖解和宣傳。我們的民族的傳統文化無疑是宏大的，而傳統文化也需要發展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