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至今，正如棋至中盤。
在中國的先發地區，逐漸形成了幾大模式，最典型的，是以中小民營企業為主的浙江模式、以“中國製造業工廠”聞名的珠三角模式、以集體經濟為主體的江蘇模式，以及以經過改造後的大型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山東模式。
這四種模式，都各有自己的優勢，同時，亦逐漸暴露出各自的局限。2010年秋，應浙江省委之邀，筆者在浙江考察了一周有餘。對於浙江的轉型，印象深刻。
浙江經濟以民營經濟為主體，民營經濟對浙江經濟總量的貢獻，達到了70%以上。同時，這些企業多從事傳統行業，從某種意義上說，浙江經濟已經成為中國真實經濟的一個縮影。
本次金融危機對於浙江和廣東的衝擊最大，因為這兩個地方都存在大量的中小企業，而且，從出身上說，它們起於草根，缺乏背景雄厚的官方資源支持。在此情況下，浙江經濟的轉型，對於中國經濟未來走向，具有非同小可的意義。
但是，令人意外的是，浙江的經濟轉型，並非似其他區域那樣，寄希望於新興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而是通過對傳統產業的改造而完成。在很多地方被視為“落後產能”的傳統產業，在浙江卻得到了普遍的堅持。與廣東的“騰籠換鳥”不同的是，浙江更關注於如何將傳統產業就地改造，實現“換心不換身”。
浙江產業轉型所通用的途徑主要有三種：其一是產業鏈的轉移，即將重心從製造轉移到設計和銷售這種微笑曲線的上端；其二是市場的轉移，特別是很多外貿型企業，將目光投向了國內市場；其三就是傳統產業的就地升級，這對中國其他區域最有借鑒意義，典型的案例是金華青年汽車製造有限公司汽車配件廠升級成了汽車產業基地。
此外，浙江的文化創意產業，亦在國內異軍突起。以宋城集團、橫店集團、中南集團為代表的新興產業的崛起，亦為浙江突圍提供了新的思路。
相對而言，山東的轉型，則與浙江相反。
在山東，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並非像其他區域的國有企業一樣暮氣沉沉，相反，這裏的國有和集體企業生機勃發，誕生了海爾、海信、青島啤酒、雙星等享譽國內外的知名品牌。
但是，過於依賴國有企業，使山東的發展缺少後勁。一直以來，山東的固定資產投資率居高不下，對資源的損耗十分嚴重，同時，在未來，地方政府的財政投入亦難以為繼。在此情況下，山東青島需要變為“輕島”，補上民營經濟的課，降低重工業的比重。
同時，山東還有一個煩惱，隨著山東實力的增強，其成為獨立經濟極的能力日益強大，脫離“北向”的環渤海經濟圈，成為“南向”的半島經濟區，將成為山東未來的選擇。
中國率先發達起來的區域，基本都集中在東部沿海，而同時，在“十二五”規劃中，發展海洋經濟被提到了重要地位，甚至對於某些區域來說，發展海洋經濟，是其經濟突圍的重要途徑。在此情況下，由上至下，在中國漫長的海岸線上，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浙江海洋經濟區、廣東海洋經濟綜合示範試驗區三雄並立，在未來，山東、浙江、廣東的“海洋戰爭”勢必打響。
在戰略地位上，山東和浙江，都被賦予了以海洋經濟突圍的重要任務，而廣東，則由於“大陸經濟”的發達，海洋經濟的重點主要集中在側翼城市。戰略定位的巨大差異，亦導致了彼此產業布局的重大不同。
浙江和山東，地處沿海發達地區，發展相對均衡，是最富有代表性的區域。而廣東，則由於珠三角和非珠三角之間的巨大差異，內部一致性不強。中國發達地區如何突圍？從浙江和山東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發達地區未來的影子。
中國需要“浙江試驗”
日照東南。
杭州一家文化企業的標語，似乎正是對浙江未來的預言。
2010年10月底至11月初，作為所謂的“意見領袖”，筆者應浙江省委之邀，在浙江考察了一周有餘。浙江無論是在金融危機之中的努力，還是在實現未來產業轉型和社會轉型中的謀劃，均有諸多出人意表的地方。
傳統產業在很多地方已經成為“落後產能”的象征，遭到廣泛的唾棄，浙江卻仍然堅守傳統產業。
在廣東如火如荼地進行“騰籠換鳥”式的產業轉移時，浙江卻更關注於如何將傳統產業就地改造，實現“換心不換身”。
金融危機中的重災區紡織行業，在浙江逆勢發展。通過轉移到設計和銷售這種微笑曲線的上端，或者是將以前外銷型企業轉變為內需型企業，實現市場轉移等種種手段，浙江實現了傳統產業的“軟著陸”，而浙江金華，則悄然崛起為汽車產業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