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文化產業崛起的根源，在於深圳是內地唯一一座融合了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並突破地域界限的城市。
深圳是中國的一個異數和奇跡，自開埠以來，深圳即聚合了全國各地的人口，成為融合中國地域文化的熔爐。深圳是中國數千年來，第一座沒有任何地域性的城市，其萬千氣象甚至比民國以前的上海和香港還要恢弘。
經過數十年發展，深圳形成了自由開放、崇尚競爭、富有激情和創造力、剛健簡單、熱情博大、包容性強的城市性格。而在內耗和受管製方麵，深圳則遠少於其他城市。
一個開放、包容、熱情、充滿冒險精神和想象力的深圳所釋放出來的創造力，勢不可當。
同樣，杭州文化產業的崛起，亦值得深思。
從某種意義上說，杭州的崛起，亦因為其大氣與包容。
作為江南文化之都，杭州文化底蘊深厚，同時，作為長三角的副中心，杭州並無上海那樣顯赫的政治地位，因而少了許多社會管製。上海的最高長官往往屬於政治局委員級別，因此加強思想控製和社會管製，成為上海曆來主政者的風格，而杭州則不同，既是大都市，亦是開放、大氣、包容的城市。
杭州多年來居全國省會城市第二位、副省級城市第三位。杭州市場導向改革起步早、推進快，民營企業數量多、規模大、實力強，充滿發展活力。強大的經濟基礎，為文化產業的資本來源、工業製造提供了保障。同時，杭州作為中國最佳商業城市排行榜榜首城市、聯合國人居獎得主，以及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其對國內人才的吸引力不可小覷。蔡誌忠、朱德庸、姚非拉等華人世界頂級漫畫家均落戶杭州。可以說，杭州是長三角中比較大氣的一座城市。
日照東南。
浙江的文化產業，正是需要從“日照東南”發展為“日照中天”，從浙江一隅走向全國。要實現浙江文化產業的崛起，一個杭州還遠遠不夠，還需要多個戰略支點。在未來，寧波、溫州、台州、湖州、嘉興等經濟重鎮的現代文化產業急需得到快速發展。
與浙江毗鄰的上海有“兩中心”戰略（2009年3月2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正式通過《關於率先形成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加快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建設的意見》。——編者注），江蘇有沿海經濟區，安徽有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範區，江西有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福建有海峽西岸經濟區，這些發展戰略均為國家戰略。而處在“圍城”中的浙江，是全國僅有的少數幾個沒有國家級戰略的省份，其唯一的優勢，即是體製改革的優勢，而體製改革，體現得最明顯的領域，就是文化領域。凡是體製領先、社會管製少、民間活力充沛的地方，其文化產業就發達。在未來，浙江的文化產業，特別需要放開對民營企業進入文化產業的管製，並在扶持部分龍頭企業的同時，鼓勵中小型文化企業的發展。
更重要的是，整個浙江，需要開放、包容、充滿活力的整體社會氛圍，如此，才能造就博大恢弘的氣象，彙聚天下資源，砥礪天下誌向，融合天下文化。
在本次浙江采風中，筆者驚喜地看到了一些好的動態，如台州有一個南官村，自己辦起了民間講座，當地稱之為“民間文化、民營經濟、民主政治”的“三民主義”。同時，在觀看《宋城千古情》的演出時，也發現了一個變化，即新版的節目增加了很多內容，比如關於現代杭州的介紹以及梁祝的故事。這個節目，既涉及了傳統的宋文化，又融合了杭州當地的江南文化，亦擁抱了現代文化，將三種文化融為一體，自成大家氣象。
山東：向南向北的困惑
日照山東，潮湧嶗山。
既山且海，山東的未來發展，正如其複雜的地理環境一樣，既多元廣博，又富有爭議。
青島模式，可謂山東發展模式的典型。青島的國有企業一反國內其他國有企業暮氣沉沉之常態，生機勃發，誕生了海爾、海信、青啤、雙星等國內外知名品牌。可以說，青島模式，是山東的“國企模式”的典型。
禍福相依。青島的未來能否走遠，還在於青島能否發展大眾產業，使青島變為“輕島”，重工業和國有企業的比重應該稍微下降，大眾工業和民營企業則需要實現飛躍。
而擺在山東麵前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其遊離於環渤海經濟圈之外，特別是在半島藍色經濟區上升為國家戰略之後，山東儼然成為獨立的一級經濟區。海洋經濟在山東方興未艾，青島、日照、威海、煙台、東營等城市群起爭雄。未來的山東，是向北還是向南？這是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