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占了縣城和安平鎮，在最初的殺戮鎮壓後，又擺出了偽善的嘴臉，粉飾門麵，好讓教未被屠殺完的人民變成他們的溫順奴隸。他們創辦“俱樂部”，營造熱鬧的氣氛；鬼子還開懇親會，教快餓死的人們去聽講演與留聲機，然後能得到一個饅頭，多延一天的命。
可是，占領區人們的臉上似乎已不會笑。他們來開會，來歡迎或歡送；無論他們是幹什麼，他們的眼睛永遠蒙著一層似淚非淚，似油非油的光。他們仿佛沒有注意到任何東西，而隻低著頭看著自己的心——心中是憤恨！
安平鎮中學改作了日本憲兵隊的辦公處與宿舍，出來進去的不是鐵臉的憲兵，便是滿身傷痕的囚犯。昔日學生們的笑語與歌聲，變成了鞭聲與慘叫。十字街頭的大買賣，都換上了日本字的牌匾，擺上日本貨物，日本人不帶一個錢的資本而來“合作”，事實上就等於霸占。
沉悶而恐怖的氣氛壓抑在占領區上，想在老虎的嘴邊上討取性命的人們隻能生活在一個最黑暗的囚獄裏。
在亂世之中，多數人都流離失所，家敗人亡，有些人居然能興家立業，得意洋洋。除了那些喪盡天良的漢奸之外，孫大拿也是一個。在鬼子剛剛占領安平鎮的時候，他也曾惶恐、害怕，躲在良崗莊不敢出來。改變是在他的一個親戚當上了偽縣政府的官員之後，屢次的書信勸說，他又舍不得鎮子裏的家業，便試探著返了回去。
而更大的改變是在他治好了鎮上一個鬼子軍官的陳年老病後，再沒有鬼子或偽軍敢去他的醫館或府上敲詐勒索，甚至還有人前來拜訪，請他幫忙在鬼子那裏運動個一官半職。
當然，孫大拿與那些喪心病狂的漢奸還有所不同。當他每一想到時局的前途，心裏也難免有幾分憂慮。因此他處處多結善緣，絕不輕易得罪一個人。同一些日偽官員還是稱兄道弟，吃吃喝喝，道從十分親密。但在與良崗莊老家的來往中也不斷地秘密送點醫藥用品、煙灑、罐頭之類，表示點不忘救國之意。
有時警備隊抓了人，家屬來求他說情，他也力所能及地幫著說合了事，自然也得到相應的報酬。街坊鄰居有的實在過不去了，他也不斷給些周濟，所以他幾乎成德高望重的大善人了，起碼他是這麼認為的。
世道紛亂，八麵玲瓏才是存身之道。孫大拿稟持著這種中國古訓，其實心裏並不十分舒服。雖然他的侄子仗著他與日本人的關係，合夥把南街上一家最大的店兌了過來，使他得到了更多的金錢與好處。但從本心來講，他隻希望能保住他原有的財產。
理想對孫大拿來說是危險的，因為理想意味著無可避免的包括著犧牲。他不願意犧牲他的家產，因為田地房屋不全是他自己掙來的，而大部分是前輩留下的，他以為，他須對得住祖先。一個走離開大道的人，會立在小徑上看看眼前的風物；明知走錯，卻以看到一點新的風景。孫大拿便是這樣，明知行為不對，可是還希望別人會原諒他。
秋老虎很厲害，天上一絲雲彩也沒行，放在前庭中間的大荷花缸裏，直挺的荷葉被太陽曬得都有些發蔫，大門外麵那棵枝葉濃密的老槐樹，知了有節奏地拚命地嘶鳴。
孫大拿今天躲在家裏沒有出門，他不停手地搖著蒲扇，支起腿仰靠在藤躺椅上，同坐在旁邊的老妻說閑話兒。直到晌午時候，他汗流浹背地吃過了午飯，傭人把浸在水盆裏的一顆大西瓜切割開來，一家人圍著八仙桌正在吃西瓜，櫃上的一個夥來了。
這個夥計是孫家的遠房親戚，算是心腹之人。他抹著臉上的汗，對孫大拿說道：“館裏來了一個人，要見先生，您是在館裏見，還是領到家裏來?”
孫大拿漫不經心地問道：“是什麼人，從哪來的?”最近常有些不相幹的人來找他，不是求幫告借，便是說合官事，他心裏十分厭煩，但基本上還是有求必應。
那夥計說道：“大概是從鄉下來的，穿得挺破舊……”
孫大拿愣了一下，說道：“沒問他有什麼事嗎?”說完，他眼珠轉了一下，隨即又交代道：“告訴他我不在家，有什麼事叫他留下話。對他客氣點，沒吃飯留下吃飯。”
那夥討似乎明白他的意思，忙說道：“那人看上去是個老江湖，不那麼容易打發。他要麵見先生，大概有什麼要緊事。”
孫大拿不言語了。他本想歇過晌，下午涼爽點再到醫館去，但一時猜不著這是個什麼人，又怕找到家裏來，不好打發。想了想，他三口兩口把一塊西瓜啃光，順手拿起毛巾擦了嘴和手，立時穿襪子穿鞋，又穿上絲羅長衫，戴上草帽，拿一把黑折扇，隨那夥計徑出大門而去。
到了醫館，孫大拿問了一下，知道客人在後院客屋裏，他便從小門向後走去，直奔後院客屋。一跨進屋門，隻見迎麵那軸大幅山水畫下麵，坐著一個人正在和陪著他的夥計說話。一見孫大拿進來，那人立刻站起來笑容滿麵地說：“孫先生，還認得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