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私是普遍的，許多從事海上運輸的香港商人在反禁運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為大陸運送“禁運物資”既是為了尋求自身生存與發展之路，但不可否認的是，也是在進行一場反對美國禁運的鬥爭。
而禁運使香港商業蕭條，失業劇增，社會動亂，也使港英當局采取了兩麵派態度。同時，包括港英政府的職能部門在內的工商署、政治部、海關以及專門檢查貪汙的“反貪部”，他們很清楚把禁運物資輸往內地獲利菲小的情況，也有很多辦法將禁運物資輸往內地。
所以朝鮮戰爭以後，這些機關都經常包私出口。其它部門從上到下，也都將禁運視為中飽私囊、發財圖富的良機，因此都爭先恐後地參與到“緝私”中去。香港港務局還默許與大陸進行貿易，由港來津船隻，出口關手續皆準備兩份，一份是偽造的（如出口到日本門司），一份是真的，到中國港口，以防萬一。
有錢能使鬼推磨，孟有田可以把自己走私所獲的利潤大部分或者全部都填補進去，買通或交結香港海關和水警。生意可以不虧也不賺，反正他有別的產業，不象很多人是為了養家糊口。
但朝鮮戰爭對香港的影響是嚴重的，不僅是香港在戰後剛恢複和發展起來的轉口貿易急轉直下，一落千丈。由於戰略物資禁運令也針對香港和澳門，很多原材料缺乏並且價格猛漲，使香港的建築業、房地產業、織造業、運輸業、五金業、倉庫業、銀行業、橡膠業、洋行業等各行各業都遭受了嚴重打擊。
雖然買了地皮，但孟有田知道現在還不是全麵大開發的時候。具體的規劃他已經心中有數，百德新街將是以後銅鑼灣的商業購物區，開發商用寫字樓和中等住宅比較適宜，而渣甸山由於景色優越，則是將來的豪宅區。
相對來講，禁運令對孟有田的工廠影響不是很大，特別是方便麵廠，開發出了紙桶錫箔的包裝，以此打入了歐美市場。而服裝廠和玩具廠的困難是暫時的，賺的少一點也沒關係，隻要能堅持下來。孟有田知道不久之後港府便會製定出新的產業政策，香港經濟從此由轉口貿易型轉向加工貿易型，蓬勃興起的加工工業將成為香港的經濟支柱。
盡管如此，孟有田的目光主要還是盯在房地產上，趁著禁運造成的商業蕭條，工廠倒閉，他動用資金購買下幾家紗廠，把自家的企業搬了過去。這有一舉兩得的作用，一來有了自己固定的地方，不必給自家的工廠再交租金；二來這三家工廠地點頗佳，等到房地產複蘇，便又能賺大錢。
五十年代初，香港的地產市場本不活躍，加之受到朝鮮戰爭的影響，更是不景氣。地價尤其便宜，孟有田趁機囤積地皮，尖沙咀、土瓜灣、西環等地盤被納入了囊中，每平方英尺隻有十幾塊的價格，買一塊地隻花幾十萬，簡直是太便宜了。
洋商退，華商起，這是那個年代香港最主要的特點。因為相對於華商，洋人對新中國政策沒有信心，對***的恐懼更加強烈。一有風吹草動，他們就做撤資撤僑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