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有三個因素剝奪了他們舒適生活的權利。
第一個因素是人口壓力。前工業時代中國人口的增長速度快於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西歐在從公元2年到工業革命前的1700年間平均年人口增長率為0.065％，而中國在公元2年至鴉片戰爭爆發的1840年期間平均年人口增長率約為0.11％，高出西歐近一倍。中國古代人口增減循環周期之頻，增長梯級之多之高，在前工業時代的世界曆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
因此中國土地雖然遼闊，但人口密度一直遠遠大於歐洲。根據趙岡和陳鍾毅②的研究，中國封建社會中人均占有耕地麵積，在北宋以前大體上維持①寧可，首都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博導，從事中國曆史、史學理論、敦煌學的研究。著有《寧可史學論集》、《敦煌社邑文書輯校》等書，講有《史學理論》、《六至十四世紀的中國社會生活》、《曆史上的中國》等多種著作。
②趙岡、陳鍾毅，皆畢業於台灣大學經濟係，在美國密歇根大學分獲博士、碩士學位；後分別在美國兩所大學長期任教。兩人合著有《中國棉業史》、《中國經濟製度史論》等多種著作。
在十畝左右。北宋後，人均耕地麵積下降到十畝以下，到十九世紀下半葉，人均耕地麵積更劇減到不足三畝。而到十三世紀，英國農民平均耕地較少的時期，一個農民的可耕地還有十八畝以上。
幾千年來，中國這片廣袤的土地上，隻要有了一畝閑田，馬上會生出一個孩子來占據。填滿這張嘴，同時再生出盡可能多的嘴，這個簡單的目標吸引了中國人過多的注意力，使他們無力顧及人的其他需求。所以，雖然農業技術在不斷地進步，雖然中國農民一直是那樣堅韌勤勞，可是最廣大的中國底層社會一直在半饑半飽中掙紮，永無解脫之日。
朱元璋一家就是典型代表。朱家世代平民，祖上沒出過一個半個有點身份地位的人。元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二十九歲的朱元璋攻下集慶（今南京），身名已顯，霸業初定，第一次有了追根溯源的念頭。他隱約記得父親說過，自己祖上住在南京附近的朱家巷。派人找了幾天，才發現朱家巷是離南京城四十裏的一個小村。此時村中還生活著幾家窮困潦倒的朱姓後代，聽說攻占此地的紅巾軍大元帥居然是他們的遠支本家，大喜過望，一起來到南京城內拜見。朱元璋十分興奮，與他們親親熱熱地“敘長幼之禮，行親睦之道”，大家坐在一處，一起回憶老朱家的曆史。據老人們說，朱家最早好像是江蘇沛縣人，算來還是漢高祖劉邦的老鄉，不知何時，流落到了南京附近。
大家窮盡所有記憶，僅能上溯五輩。第一輩叫朱仲八。從這個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名字判斷，這個能回憶起來的“開基祖”已經淪為赤貧，以至於連起名字的精力和能力都沒有。和他老人家一樣，以下數代的名字無一例外，都是用數字代替的。然而，赤貧的生活條件卻沒有影響朱家的人丁繁茂。仲八生有三個兒子，長名六二，次名十一，三名百六。百六生兩個兒子，長名四五，次名四九。四九生了初一、初二、初五、初十共四個兒子。長房初一就是朱五四的父親。朱五四生於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他還有一個哥哥名叫五一，大他四歲，生於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五一和五四各又生了四個兒子，所以排到朱元璋時，小名叫“重八”。
從仲八到重八，六代之間，平均每人有三個兒子。按這個數字計算，一百多年間，朱家家譜上這一支的朱姓男人已經由仲八他一人積累到二百四十三人。這二百四十三人中的絕大多數和他們的祖輩一樣，終生赤貧。從朱氏一族的例子可以看出，傳統時代底層中國人的生育激情是何等驚人。
正是人口壓力，導致朱元璋的祖先世代逃難，不停搬家。
朱元璋小時候聽父親講過，他們這一支離開南京城外朱家巷，是在祖父那一代。因為南京附近的幾畝薄田養不活日漸長大的幾個兒女，祖父朱初一逃亡到江蘇盱眙，其時元滅宋戰爭過去不久，盱眙人口稀少，荒田頗多。祖父在此“開墾兵後荒田”（郎瑛《七修類稿》），艱苦成家，一家人起早貪黑拚命幹活，逐漸有了點家產，“置田產”（郎瑛《七修類稿》），一個銅板一個銅板地積攢，給兩個兒子都娶上了媳婦。
就像祖父所希望的那樣，家族人丁興旺，兩個兒子加在一起，很快給他生了五個孫子孫女。辛苦置下的幾畝地養不活迅速繁衍的人口，俟祖父一去世，兩個兒子就不得不變賣家業，各自尋找地多人少的所在謀生。
朱五四剛剛八歲就隨父親從南京逃到江蘇盱眙，娶妻生子後又搬到安徽五河，隨即搬到靈壁，不幾年遷到安徽虹縣，五十歲上又搬到鍾離東鄉，這一次他住的時候最長，在那整整生活了十年，並在這裏生下了朱元璋。朱元璋十一歲那年，再遷到西鄉，過了一年，又遷至太平鄉孤莊村（今安徽鳳陽縣治西南約十裏處的二十營）。總計朱五四這六十四歲的一生，凡七次遷徙。在每一地，最長不過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