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密斯認為，中國人，是一個“漠視精確、思維含混”的民族，他在書中寫道:
“中國人完全能夠像其他民族一樣學會對一切事物都非常精確--甚至更加精確，因為他們有無限的耐心--但我們必須指出的是，他們目前還不重視精確，他們還不知道精確是什麼。如果這一看法是正確的，那麼就可以有兩條推論:其一，在我們考查中國曆史檔案時，必須考慮到中國人漠視精確這一特性。我們采用中國人所提供的數字和數量很容易使我們自己受騙，因為他們從來就不想精確。其二，對於中國人所提供的冠以‘統計數字’以抬高其權威性的各種材料，必須留有很大的餘地。”(《中國人的性格?漠視精確》)
作為一名留學生，長期在美國學習、工作和生活，我也深感到，和美國人相比，中國人確實缺乏“用數據來說話”的素養。中國的語言表達方式中“重定性、輕定量”的特點非常明顯，口語中經常使用“大概”、“差不多”、“少許”、“若幹”、“一些”等等高度模糊的詞語。我身邊的一位攻讀博士學位的朋友，曾經給一位美國教授提供過一份中國菜的烹調方法，但其中關於“鹽少許”、“酒若幹”、“醋一勺”的提法，令這位美國教授抓耳撓腮、不知所措。我事後自問，也確實感到這種提法，完全是跟著感覺走，讓人無從下手。此外，和美國數據資源的豐富、開放相比，不少中國留學生對於國內的數據匱乏有切膚之痛。寫論文、做研究，如果能選一個自己熟悉的中國話題，於國於己，都更有意義。可選的話題不少，但常常因為一數難求，多數選題都逃不出夭折的命運!有些數據國內確實沒有，有待收集;還有些數據水分太大，經不起推敲和檢驗;再有的，被有關部門貼上了“機密”的標簽，平民百姓無緣相見。
黃仁宇還對中國人缺乏“數據精神”的根源做了剖析，他認為:在中國傳統的學問--理學或道學當中，一直都分不清倫理之“理”與物理之“理”的區別。這兩個“理”混沌不分的結果，是中國人傾向於粗略的主觀定性、排斥精確的客觀定量，從而養成了重形象、重概括、輕邏輯、輕數據的文化習慣。這種文化習慣，使中國人長期沉浸在含蓄、模糊的審美意識當中，凡事隻能在美術化的角度來印證，滿足於基於相似的“模糊聯想”，止步於用邏輯來分析、用數據來證明，最終將表象上的相似，當做本質上的相同。
但歐洲在中世紀之後，就將“倫理之理”與“物理之理”這兩個“理”劃分得很清楚了。
黃仁宇的看法，並不是一家之言。現代著名思想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也曾經對比過中國人和西方人在思維方法上的不同。她的結論是:西方人是“詞語思維”，中國人則是“形象思維”，而形象思維不是一種基於邏輯的推理性思維。05
歸根到底，中國人對數據的漠視，緣於一種文化上的缺欠:隨意、盲目、不求甚解、理性不足。
因為這種文化上的不足，科學最終在西方國家起源，當然不足為奇，中國人100多年來隻能跟在別人身後亦步亦趨，也是應得的命運。
除了數據的收集和使用，中國在大數據時代需要麵對的挑戰，還有數據的開放。
如果說收集數據是一種意識，使用數據是一種文化、一種習慣，那是否開放數據則是一種態度。
正如本書前文所描述的，互聯網上的數據開放，其開放的對象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人民，而是全世界的人民。這種開放，是無法阻擋的。中國人，隻要願意，就可以登陸其他國家的開放網站，下載他們的公共數據，分析他們的財政開支細目，考察他們的房屋交易價格，甚至參與他們對公共事務、社會事務的批評和監督。即使作為外國人，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中國人也可以感受到數據開放給全人類帶來的種種便利和實惠。而這些便利和實惠，正在成為信息時代世界各國一項基本的公民權利。
由於互聯網的發明，“開放”已經成為人類社會一個不可逆轉、不斷加速的社會思潮。如雨果所說:你可以阻擋一支入侵的軍隊，但你無法阻擋一種思想。在這個浩浩蕩蕩、不斷前進的世界大潮當中，我們將發現，中國如果不跟上，我們的處境將會越來越微妙、越來越尷尬、越來越孤立。
收集數據、使用數據、開放數據，都是大數據時代我們中國人需要一一麵對的挑戰。
這三大挑戰，沒有一個不是任重道遠。但這些挑戰，也是我們在大數據時代徹底摘掉“差不多先生”文化標簽的重大曆史機遇。如果在這個數據意義凸顯的時代，我們還抓不住這些曆史機遇，繼續漠視數據、拒絕精準、故步自封，等待我們的，還將是一個落後的1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