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動筆寫下“後記”兩個字的時候，心情很不平靜。因為，能夠完成這本書的寫作，對我這個整天坐班、工作繁忙的人來說，實在太不容易了。
嚴格說，我著手寫這本書，前後經曆了整整八年！
我是一個閑不住的人，喜歡把所有的空閑時間，都以寫作來充實；我也是一個喜歡沉思默想的人，書本上的、現實中耳聞目睹、親身經曆的種種，都會引起我的思考。加之多年來徘徊廊署、沉於下僚，我對官場中的人和事，多了幾分感悟。
於是，當我看到自己的老師韋先生寫的關於張居正的皇皇學術巨著後，反複研讀，愛不釋手。一次，退休後移居家鄉的韋先生自穗來京，與我們幾個學生相聚。席間，年過七旬的韋先生感慨道：“曆史方麵的論文、專著，就隻能寫給圈子裏的人看，與那些戲說曆史的影視劇、通俗讀物相比，社會影響實在有限。你們誰要是能夠把曆史寫成小說，最好不過。”同時他還表示，他已經下決心，自己以後不再寫論文和學術專著，而要改寫有關明代的曆史小說（最近，果然出版了一本厚厚的曆史小說）。
聽了韋先生的話，我有了寫曆史小說的衝動。我大學本科是曆史學學士，研究生是學的政治學（大法學範圍，授法學碩士學位），而且少年時代就喜歡文學，現在又在機關也就是廣義的官場工作，思考和寫作已經成為自己的生活習慣，那麼寫曆史尤其是官場的曆史小說，顯然還是有優勢的。
唯一的不足是，工作太繁忙，不可能有大塊的時間用來寫作。
但是，我還是下了決心，哪怕是為了獲得精神上的安慰，給自己一個交代，也要幹！
記得非常清楚，2001年的“五·一”長假，家人約好外出的，我請了假，一個人在家裏，開始了以張居正為主人公的曆史小說《人治》的寫作。在以後的六年間，所有的業餘時間，都花在了這上麵。一切的興趣點，也集中在了這上麵。幾易其稿，定稿後還有45萬字之多。收集的書籍資料，也堆滿了書架。
可是，在寫了《人治》的前半部以後，我突然覺得，自己想表達的，還是不能充分表達。而且因為工作過於繁忙，實在已經難以按照以前的寫法，繼續寫《人治》的下半部了。當時，我欲罷不甘、欲寫不能，尷尬而痛苦。
恰在這個時候，朋友幫我開了一個博客，讓我可以充分利用一切零零碎碎的時間，在博客上寫點東西，而且還是挖掘的過去積累的資源，感覺很輕鬆，效果也不錯。這樣一來，一是不需要大塊時間，想到什麼寫什麼，真可謂得心應手；二是讀者似乎更有興趣，不少人留言說認為我的文風有百家講壇的風格。
於是，就有了這本書。
《人治》雖然沒有按照原計劃寫完，但是仍然可以獨立成書，不影響閱讀效果，加之這本書可以與之相銜接，相互參照，總算有了個交代。
我非常敬仰和感謝老師韋慶遠先生，他的研究成果給我提供了豐沛的營養。韋先生所著《張居正和和明代中後期政局》，七十多萬字，厚厚的精裝書，我看了無數遍，已經翻爛。
為了寫作，自己付出了心血、代價，經曆了辛苦、挫折；但是，所謂樂在其中，從寫作過程中，我也獲得了慰藉，體驗了歡樂，於願足矣！夫複何求？！
2009年夏·北京大慧寺
編者注：
文中多處提到的“專家韋先生”，指我國著名曆史學家韋慶遠先生。韋慶遠（1928～2009.5），廣東順德人，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學院教授。他的主要著作有：《中國檔案史稿》《明代黃冊製度》 《檔案論史文編》《明清史新析》《明清史續析》《隆慶皇帝大傳》《張居正和明代中後期政局》《澳門史論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