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馮先生跟南方的使者已有密約，這恐怕不是謠傳吧？”
馮玉祥注視著鄧寶珊，眼珠兒一轉，閃爍其詞地答道：
“密約，還談不上。不過，按我個人的意圖是要請孫中山先生北上。但是，事情既然由三方聯合，也得尊重立生和禹行的意見……”
鄧寶珊一聽，十分高興地說：“馮先生？隻要你有此意圖，事情就好辦？兄弟此番前來，就是要聽你這一句話。”
馮玉祥朗聲大笑，又說了一些恭維鄧寶珊的話。言談之間頗有拉攏鄧寶珊跟他幹事之意，鄧寶珊佯裝不懂，顧左右而言他，沒有理睬。談話結束後，請鄧寶珊吃了頓便飯，派人送回通州。
過了幾天，在涼風送爽、蘆花搖曳、僻靜荒寂的陶然亭，馮玉祥、胡景翼、孫嶽聚義盟誓，約定伺機發動政變。
不久，馮玉祥部隊開往古北口。胡景翼部除留李虎臣駐守通州外，也開往喜峰口。吳佩孚見馮、胡先後離開北京，去了心腹隱患，而山海關前線又連連告急，便率領本部人馬東進馳援。
1924年10月19日，趁北京空虛之際，鄧寶珊代表胡景翼前往灤平與馮玉祥會商，決定秘密班師回京。此事在馮玉祥回憶錄中，有如下記述：
“我從古北口進駐到灤平，即秘密發信給胡立生派代表前來會商班師日期。等了數日，鄧寶珊奉派前來，我便召集各處的代表在一帳篷中舉行會議。張之江、李鳴鍾、劉驥、鹿鍾麟、宋哲元等位亦均由各處前來參加會議。結果規定隊伍總稱為國民軍，因為我們這次革命，是擁護孫中山先生主義，並歡迎孫中山先生北上，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黨叫國民黨，所以我們的隊伍也就取名國民軍。”
10月22日半夜，孫嶽秘密下令開放安定門，馮玉祥部鹿鍾麟旅悄悄進入北京。此時，孫嶽夫人崔雪琴，還借跟其結拜姊妹曹錕夫人孫菊仙打牌，將曹錕蒙在鼓裏。結果，一槍未放，於次日淩晨，由孫嶽出麵解除了中南海曹錕衛隊的武裝，由鹿鍾麟將曹錕囚禁在延慶樓強迫交出大總統印璽。震驚中外的“北京政變”一舉成功？
10月24日下午，馮玉祥、胡景翼、孫嶽及其主要將領鹿鍾麟、宋哲元、嶽維峻、鄧寶珊、何遂、徐永昌等，在旃檀寺馮玉祥司令部開會。會議發出了邀請孫中山北上主持國事的聯名通電，確定了國民軍的編製：馮玉祥任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景翼任副總司令兼第二軍軍長，孫嶽任副總司令兼第三軍軍長。宣布廢除賄選政府的反動政策，撤消了對李大釗的通緝令。
鄧寶珊因在“北京政變”中的特殊貢獻而嶄露頭角，升任為胡景翼國民二軍第七師師長，成為整個國民軍中引人注目的少壯派將領。不久，即被派往南線，去阻擊漳河一帶沿京漢路北犯的吳佩孚部隊。
但是，“北京政變”後，局勢複雜而迅速的變化，遠遠超出其發動者所預料。張作霖與吳佩孚握手言和，奉軍長驅入關；段琪瑞東山再起，重新粉墨登台，入主北京政權；馮玉祥則到京西天台山隱居，對抱病北上的孫中山避而不見。北京，出現了一個由段、張、馮同床異夢的聯合政權……
這年底，胡景翼被委任為河南督辦，國民軍第二軍全部開往河南，鄧寶珊因留駐北京從事聯絡工作而最後出發。就在他離開北京的前夕，就在他麵對白雲蒼狗般不斷變幻的政局嗟歎不已的時刻，發生了一個影響他整個人生曆程的重大事件——
2
1924年底，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北方區執行委員會，由剛剛從蘇聯回國的李大釗負責。同時，國民黨在北方的最高領導機關——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的工作，也由李大釗主持。這樣，在北方，給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之間的合作，就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根據“北京政變”後複雜的政治形勢，中共北方區委製定了聯合國民軍、打倒段琪瑞和張作霖的正確策略。李大釗、趙世炎、陳喬年、陳毅等許多負責同誌，都通過各種途徑來做國民軍將領的工作。由於鄧寶珊已成為國民二軍乃至整個國民軍中有影響的少壯派將領，這就引起了李大釗的注意。這位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著名學者，化裝為一名出診行醫的大夫，在一位朋友的陪同下，冒著隆冬的風雪，輕輕敲開了鄧寶珊在北京寓所的小院大門。
此時此地，能見到久所仰慕的李大釗，鄧寶珊驚喜過望，激動得不知說什麼話好。他安排副官徐耀斌去門外警戒，吩咐夫人崔錦琴親自在院子裏望風，將李大釗和那位國民黨左派朋友請進書房，拉下窗簾，促膝密談了整整三個多小時。他們從俄國十月革命談到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從孫中山談到列寧，從五四運動談到尊孔讀經，從陳炯明叛變談到段琪瑞重新登台，從李大釗在蘇聯的見聞談到目前麵臨的鬥爭……。這次談話，不僅使鄧寶珊知道了許多前所未聞的新鮮事物，而且使他在冰封雪蓋的中國大地上，終於聽到了春的腳步聲。
臨別的時候，李大釗從手提的出診箱裏取出兩份中共北方區委辦的《政治生活》周刊，送給鄧寶珊。他摸摸兩撇濃密的髭須，摘下眼鏡一麵擦拭著鏡片上的水霧，一麵深情而誠摯地注視著鄧寶珊說：
“鄧先生？我知道你是個講信義的人。大丈夫處世就應當如此，要隨機應變，但不可朝秦暮楚。希望我們的合作，能結出豐碩的成果……到了河南，請向胡先生致意：如果國民二軍需要蘇聯顧問，我可以替他聘請。至於你剛才談到的秘書長一事，我很快就給你派來——派一個保證叫你滿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