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馮玉祥的突然翻臉，不僅共產黨人十分氣憤，鄧寶珊也感到心寒。在劉伯堅被“禮送出境”去武漢的前夕，鄧寶珊找劉伯堅做了競夕之談。
秋雨綿綿，夜黑如漆，疾風搖著窗前的百年老槐，發出陣陣狂嘯。兩人對著一盞飄忽不定的油燈，越談話兒越多，直談到雞鳴報曉，曙光透窗。臨別時，考慮到劉伯堅的安全，鄧寶珊百憂煎心，瞅著這位僅比自己年輕一歲的處變不驚的共產黨人，像對親兄弟般地叮嚀道：
“伯堅？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走後，叔振和孩子，就接到我家來住吧——隻要我鄧寶珊活著，就決不會叫他們受虧？你一心去幹你的事……不過，發芽太早的種子，大都很難成活。前途多艱。好自為之？”
劉伯堅站起來。這個從小練過硬氣功的職業革命家，順手抓起鄧寶珊桌上的一塊青銅鎮紙，稍一用力，將它曲成一個圓環，又拉直成為原樣，詼諧地笑道：
“寶珊兄？你的好意，我完全明白。可種子既然已經發了芽，死活就在所不計了？感謝蔣、馮二位先生給我們上了一課：革命，不能依附軍閥？孫中山依附軍閥，革命半途而廢；共產黨依附軍閥，致有今日的下場。我希望你：寧可成為光杆司令，也千萬別當軍閥？隻要你不當軍閥，總有一天，我們又會走到一起的……”
鄧寶珊緊握著劉伯堅的雙手，沒有做聲。
對中國革命的道路，對風雲變幻的時局，兩人的見解雖然不盡相同，但是，對彼此人格與才能的相互傾慕，對革命道義與真摯友情的共同恪守，一直穿透大革命失敗後的淒風苦雨，係結著兩顆赤誠的心。直到八年以後，紅軍長征，劉伯堅留在南方堅持遊擊戰爭、兵敗被俘英勇就義的前夕，還在留給親人的信中提到他和鄧寶珊的深厚友情——
“你們接我前信後必然要悲慟異常，必然要想方法來營救我，這對於我都不需要。你們千萬不要去找於先生及鄧寶珊兄來營救我，於、鄧同我個人的感情雖好，我在國外、叔振在瀘時，還承他們殷殷照顧並關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險，但我為中國民族生存爭解放與他們走的道路不同。在瀘晤麵時鄧對我表同情，於說我做的事情太早。我為救中國而犯危險遭損害，不需要找他們來營救我幫助我使他們為難。”
對於跟自己合作共事過的其他共產黨人，在他們被迫離開時，鄧寶珊也盡其所能幫助他們度過困境。大革命失敗後，鄧小平也通過葛霽雲，得到鄧寶珊送給的二百銀元作路費，才輾轉又去了國外……
1928年初，以陝軍為班底的南路軍，夾在蔣介石和馮玉祥之間，處境日趨困難。蔣介石為了挖馮玉祥的牆腳，大肆拉攏收買西北將領。嶽維峻跑到應州投靠了蔣介石，並與李虎臣、田玉潔、高桂滋、樊鍾秀等密謀醞釀反對馮玉祥。鄧寶珊既不願參與其事，也不便斷然拒絕，窮於應付，極為痛苦。而恰在此時，雪上加霜，馮玉祥又幹了件使鄧寶珊十分難堪的事情：當初由鄧寶珊勸歸馮玉祥指揮的弓富魁部隊，竟被馮玉祥吞並解除武裝？
鄧寶珊痛心疾首，深深地感到對不起弓富魁這位生死與共的老朋友。為了擺脫這不愉快的人事糾葛，他將第五軍由南陽東撤至駐馬店後，便離開部隊，隻帶葛霽雲等親信隨從，先到鄭州，後經武漢，去上海“休養”。
在鄭州的永安醫院裏，鄧寶珊與剛由國民黨中央派到馮玉祥部隊中擔任政治部宣傳處長的甘肅同鄉李世軍，有過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談。這，很能反映鄧寶珊其時的心境——
“寶珊兄？”李世軍針對馮玉祥的“反共清黨”活動，很有感觸地說，“劉伯堅對馮部政治訓練方麵功勞不小，馮煥章卻翻臉不認人？早就有人說這位先生朝三暮四，果然很難相處。你離開，我也離開，你看如何？”
鄧寶珊沉思片刻，喊著李世軍的字兒，苦笑道：
“漢三？你與我不同。我是帶兵的人，我把弓富魁等朋友，勸歸馮部指揮。結果未過河先拆橋，弓老大被解決了，我在道義上再不願跟馮帶兵打仗了。為了打倒吳佩孚、張作霖，你可以留下做點部隊政治工作，是革命的需要。至於馮的為人，我了解較多，一切從個人利益出發。信義是談不上的。當年，他和立生、禹行在陶然亭聚義，發誓在搞垮曹錕之後，歡迎孫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計。中山先生來了，馮被段祺瑞、張作霖恫嚇，把政權拱手送給了段祺瑞，自己跑到天台山廟裏去裝和尚，連中山先生的麵都不敢見？以後連對北京學生愛國遊行的保護責任也放棄了，致使‘三·Jk’慘案，段祺瑞放手屠殺學生……好在，今天他願意參加北伐，你就暫時跟他工作一個時期吧。能否長期跟他？你很聰明，會本著擇人而事，行止從義的精神，決定去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