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
當鄧小平被調到北京時，距他四十八歲生日還差一個月。此時，他的嘴角和額頭上已爬上了皺紋，他看上去已不再年輕了。在此之前的五年間，他留起了短胡子，但在他離開四川時，他刮掉了胡子。可說來也怪，他當時還剃了個光頭——這不由使中國人聯想到蔣介石的一個習慣——這就是突出額頭的坡度和下顎的棱角。他至少在北京呆了兩年後，才又留起了頭發。他身體很好，不過他在長篇文章時要戴上眼鏡。到50年代末，他的耳聾已相當嚴重，尤其是右耳，但他在北京的頭一年，沒有任何照片表明他那時已開始戴助聽器。他生性率直，舉止隨便。即使到80年代，他在接見眾多的外國來訪者時，除非在一些非常正式的場合，否則他還是習慣先清一下喉嚨，吐口痰。
鄧小平的妻子卓琳＊，他們的五個孩子（大概還有），(1937年到延安後不久，她便把父母為她取的名字瓊英改為卓琳。同鄧結婚後，她放棄了她的蒲姓——原注)他的繼母夏伯根同他一起，或是隨後到北京的。他和家人住在中南海。中南海是緊靠紫禁城西邊的一片湖邊園林，也是大多數黨和國家領導人居住的地方。
毛澤東和他的家人所住的房子建在園中兩湖之間的一塊狹長地帶上，這是一座四合院式的建築，現在沒有人住，有時對中外遊客開放。毛把其中最大的一間屋子作書房。據說，他經常是拿著一本書獨自在這間屋子裏吃飯①。從房子裏的家具和窗簾可以斷定，他和他的家人過著一種非常簡樸、舒適的生活。離房子幾百碼遠的地方是一群古色古香、裝飾華麗的建築群，黨的辦公地便設在裏麵。這所房子離政府的辦公地也不太遠，而且對酷愛遊泳的毛來說還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它離遊泳池很近，這個遊泳池是1933年建成的，在當時是供公眾使用的。這所房子還緊靠瀛台，瀛台是中國苑囿和建築的一個珍品。它還是皇太後慈禧幽禁光緒皇帝的地方。光緒帝一生中最後十二年的大部分時光都是在這裏度過的。所以，他很難再找到他的同僚和把人們召集起來了。
在黨內，毛的權力超過了以往任何時候。隨著他在內戰前和內戰期間的政治和鍕事戰略的勝利和1949年9月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他的權力日益加強。他達到了他權力的頂峰，而且絕對自信。他總是推掉一些日常的政治事務，以便留出時間準備有關大政方針問題的講話和指示。但他也盡力發揮他作為中央委員會主席的作用，發揮政治局和書記處主席作用。從下麵這張他在1953年5月給劉少奇的短信中便可看出這一點，他寫道：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請注意。②
即使是在這個時候，毛也不習慣於勉強同意他不喜歡的其他領導人所作出的決定。他總是願意用他自己的命令來推翻其他人的決定。但他又並不像斯大林那樣使他的同事們互相對立，或者損害他們當中那些他曾批評過或打倒國的人的名聲。對於他來說，能夠自主行事，就心滿意足了。
除毛之外，1952年，書記處的成員還有朱德、劉少奇和周恩來。朱是一位老紅鍕，他此時的地位顯然沒有他在內戰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那麼高。而且，不管是此時還是後來，他在政治上都不活躍。在1956年召開的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他對外交政策及國防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也經常在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發言。此外，他還是人民解放鍕的總司令和以毛為首的中央鍕事委員會副主席。因此，在1950年10月開始直到1953年6月停戰的朝鮮戰爭期間，他起者舉足輕重的作用，他指揮著五十萬中國鍕隊在朝鮮戰場上進行大規模作戰。他在黨內和鍕內是一位頗孚眾望的人物，並以性(此處有誤。抗美援朝戰爭是由彭德懷指揮的，彭當時任中國人民誌願鍕司令兼政治委員——譯注情耿直而著稱。他代表著樸實和最具魅力的延安傳統，即艱苦奮鬥。
1956年前，劉少奇在書記處中的地位僅次於朱德，但他是在4o年代後期作為毛的主要的政治助手和黨的日常工作的管理者而嶄露頭角的。他同毛幾乎毫無共同之處。他工作勤奮，處事慎重，而且還相當嚴肅，正如羅德裏克·麥克法誇爾教授的一句名言所說的，他是一個地位顯赫的灰色人物③。但他又很自負，而且還很固執。他會越過毛毫無顧忌地發指示，或不顧毛的意見而對一些政策問題發表看法。如上所說，毛在1953年指責他擅自下發中央文件；1951年，他還以個人名義寫了一個批語，並使之廣為傳播，他在這個批語中把山西省委關於農業合作化的思想說成是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④。然而，他的這種獨立性和他對50年代初期的社會變革所持的謹慎態度，不僅沒有使毛決定在這個時候降他的職，或使毛對黨和國家的發展前景失去信心，反而使毛認為他才是接班人的最合適的人選。
劉是一個貧農的兒子，他是在延安成為毛的最密切的政治夥伴的，至於他為什麼會成為毛的政治夥伴和他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其中的詳情還無法搞清楚。也許毛信任劉是因為他感到劉比書記處中他周圍的那些知識分子更容易相處。他和劉都是湖南人，他們都來自農村，都是土生土長的共產主義者（盡管劉於20年代初在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呆了一年，但他過得並不愉快）。對劉而言，也許他認為積極地把毛推上黨的領袖的地位比采取其他手段更有希望在黨內得到迅速的提升。他在40年代的幾次談話都清楚地表明，他對毛的態度比他同時代的人對毛所持的那種英雄式的崇拜要成熟得多。1942年，他對一些同事說：什麼是主席？我從未聽蘇聯人管列寧叫列寧主席。1947年，他在一次會議上(這時，毛還不是黨的任何一個機構的主席。不過已經有傳言說他有可能成為政治局的主席，果然他在1943年得到了這一職務——原注說：在世界上沒有完美的領袖，這在過去和現在都是一樣的，無論是在中國或其他國家。如果有這祥一位領袖，他隻不過是豬鼻子裏插蔥——裝象而已。⑤
在政府中，同劉極為相似的一個人物是周恩來，他在1949年被任命為政務院總理，在頗受尊敬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領導下行使職權，同時，他還被任命為外交部長。周恩來才思敏捷，精明幹練，且能言善辯，他以一個外交家和演說家的天才而聞名於世。他還是一個具有堅定信念的人。他從未懷疑過，中國必須先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然後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是建設獨立、富強的現代化國家的必經階段。然而，與毛不同，他並沒有把革命本身作為一種理想。他也不像毛那樣為中國人民的貧窮和愚昧無知而慶幸；相反，他想盡快革除這種狀況。他更不像毛那樣熱衷於群眾運動，也不像毛那樣不信任中國的知識分子——這個階層有四五百萬人，他們全都受過中等和高等教育。
周工作勤奮，至少在這一點上他同劉完全相同。他還十分注意自己的舉止、衣著和講話的每一個細節，對於身邊的工作人員，他也照顧得無微不至。有許多故事都是講述他是如何關懷衛士、司機和廚師，以及他是如何在百忙中抽出時間去探望病人或為他們安排更好的治療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成了數百萬老百姓的英雄，在那個是非不分、黑白顛倒的年代，他毅然挺身而出，為他們主持公道，向他們表示同情。
到1952年鄧到北京時，新的國家領導層已基本上實現了其最初在共同綱領中確定的目標，以及黨和國家領導人早期談話中所提及的目標。在政治上，除台灣和一些近海島嶼之外，已經在全國各地建立起了它的政權。在這個進程中，專政機關在全國範圍內清除了反革命分子、各種暗藏的敵視共產主義的國民黨分子，擁護國民黨的工會組織者、城市匪盜和農村的土匪（包括1927年在井岡山同毛澤東合作過的兩個士匪首領中一個人的兒子）。這場運動從1951年2月開始，一直持續到1953年的春天，其特征是：毫不留情，並依靠黨領導下的群眾運動來辨別那些應該受到懲處的人和決定他們的命運，而不是由鍕隊和政府出麵決定。被處死的人達幾十萬之多，還有許許多多的人被關進了監獄。其結果是沉重打擊了暗藏在城市居民中的國民黨殘餘分子，從而結束了國民黨在一些城市和農村的不法統治，使全社會對共產黨人產生了一種敬畏之感。
在社會上，領導層已幾乎完成了新民主主義的一切任務。在農村，除一部分非漢人居住區外，土地改革在大部分地區都已經完成。在工業城市，官僚資本家，即那些經營從日本企業主那裏沒收來的工業企業的國民黨官員，已被趕走。許多外國所屬的企業被接管，其中有一些是被完全沒收的，但通常都是向他們施加壓力，迫使他們交出他們的財產以償還他們所欠下的債務。在近代國民經濟的產業部門中居支配地位達一百年之久的外國經濟已經瀕臨滅絕的邊緣。
在完成了新民主主義的任務之後，領導層便開始把矛頭指向了民族資產階級，在理論上它是掌握政權的四個階級集團中的一個階級。在1952年6月的一個秘密指示中，毛寫道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現在已經成為中國的主要矛盾。這個指示並沒有公開發表。但到仲夏，幾乎每一個人都確信，民族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都要受到衝擊。四個月後，工廠主和店主便成了反對五毒即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的目標。同鎮壓反革命運動一樣，這場運動很快便以五反運動而聞名。也是在黨的領導下，發動廣大群眾參加的運動。數以百計的商人自殺，好幾千人不得不交出巨額罰款或拖欠的大量稅款。
在農村，領導層同樣也完成了新民主主義的任務。土改一結束，農村的支部就開始動員那些無地、缺少牲畜和農具的農民聯合起來，組成互助組。一開始，互助組的規模很小，大概隻有一二十人，並且是季節性的；也並沒有強加上黨的意誌以促進這些社會主義萌芽發展。
在經濟上，國家業已順利地完成了各項任務。通貨膨脹得到了控製，中央政府為緊縮發展經費以追加鍕事預算而製定的邊打、邊穩、邊建的方針在中國參加朝鮮戰爭後使通貨膨脹進一步得到了控製。盡管經過了土地改革、五反運動，並中斷了中國同西方的貿易往來，但1952年的工農業產量仍然超過了日本人侵前最好的年份（並大大超過了1949年的產量）。這一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國內和平環境的自然的回饋，還有部分原因是共產黨獲取了日本在東北建起的工業基地、東北工業基地對取得上述好成績的影響是很大的。
1952年，當鄧小平到達北京時，黨的最高領導層已達成了一個共識，即朝鮮戰爭所帶來的戰時緊張狀況一結束，中國就應該立即開始實施迅速發展經濟的計劃，而且這個計劃應該仿效蘇聯斯大林的模式。它的主要特征是，國家集中大部分資金用於工業建設，在工業方麵集中發展大規模的和資金密集型的工業項目。這時，領導層中似乎沒有一個人提到農業問題，即農業如何能滿足迅速增長的城市人口對糧食的需要，以及如何保證工業計劃的順利進行。農業本身幾乎沒有得到任何中央投資，似乎也沒有人提出過，要為城市人口提供衣服和其他消費品，並能更快和更多地收回投資的輕工業，為何所能得到的投資還不足全部中央投資的百分之十。當時的中國還完全照搬了蘇聯的機構及其職能。這些機構包括國家計委、國家統計局和一整套的工業部委，每一個部委都管轄著本領域內的所有的工廠，其中包括舊的和新建的工廠。其主要職能是為原材料的均衡分配製訂計劃，並按照這一計劃擬定所有重要工業產品的產量和分配表。
另一方麵，高層領導對社會政策也沒有取得一致意見。在確定了民族資產階級已成為現時的一個敵對階級之後，毛想繼續進行農業、手工業和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但其他幾個人，劉少奇和周恩來當然包括在內，卻想鞏固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式，即土地、工廠和商店的私有製，允許它們同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長期共存。在1953年6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批評了這條路線的倡導者。他說，他討厭他們提出的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從新民主主義轉向社會主義（沒有明確的時限）和確保私有財產的口號，在8月召開的黨的財經工作會議上，毛又重申了這一點。他獲得了最後的勝利；同年10月，便向全國宣布了一條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這條總路線明確指出，新民主主義的形式要經曆-個逐步衰亡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