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以外，鮮卑勳貴穆秦、陸睿等人也不喜南伐遷都漢化之舉，想擁立宗室陽平王元頤，最終都為孝文帝鎮壓，並未造成太大的事端和動蕩。
北魏孝文帝的漢化，還有不少細微之處，諸如改定官製，一洗昔日雜亂無章的鮮卑舊製，非常係統地統一了內外文武官員的職號;又改定律令，廢除殘忍的NFDAC首、腰斬等酷刑，除去了從前北魏族誅連坐甚眾的酷法，顯示出孝文帝的仁德大度。
北魏孝文帝初期(其實是在文明馮太後掌權時期)，還有一項非常重要的舉措，即均田製。太和九年(485)，北魏頒布均田法。法律規定:男子十五歲以上，國家授給露田(不栽樹木的田)四十畝，女子二十畝。此外，還授男子桑田二十畝，需對每家課種桑五十株，棗樹五株，榆樹三棵。不適合種桑樹的地方，男子授麻田四十畝，女子五畝。均田法還規定，桑田可留給農民作“世業”，死後可以不歸還國家，其餘土地，身死時要還給國家。因此，這些舉措限製了農民的自由遷徙，保障了北魏的租調來源。均田製製定得嚴密，充分照顧到田地的肥瘦、遠近、寬窄等諸多因素，同時，又輔以“三長製”，強化了地方組織，搜括蔭戶，最終使北魏均田製的實施順利而到位，“課有常準，賦而恒分”，不僅對當時中國北方的農業恢複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從根本上改變了鮮卑國家的經濟結構，使得農業逐漸占據了絕對重要的地位，加速了鮮卑王朝脫離奴隸製的過程。
一生事業
萬古流芳
回溯中華曆史，仔細推敲，可以發現北魏孝文帝是中華民族大融合過程中最最關鍵的人物之一。正是從他開始，漢人漸漸消除了對“胡”族統治者的惡感，消除了以往中原地區最難泯滅的民族界限，使北人南化，南人北化，文治武功，源遠流長。孝文帝，如此雄才大略之主，把鮮卑種族的勃勃生機，注入至漢文明衣冠禮儀之中，精粹相揉，惠及海內，大隋盛唐，皆由此肇源而出。
太和二十一年(497)夏，孝文帝改革順利進行，便又想彰顯武功，發兵二十萬，直向南朝殺來。但天下事無完滿，孝文帝南伐沒有多大成功，在宛城還被南朝南陽太守房伯玉埋伏的虎紋衣士兵差點暗殺掉，受驚匪淺。左兜右轉，魏軍也沒有占得什麼大便宜。太和二十二年秋末，南朝齊明帝崩殂，篤信儒教的孝文帝下詔稱“禮不伐喪”，引兵而還。
回軍途中，孝文帝因為年長日久的四處征伐勞累，忽患重疾，便赴鄴城養病。
太和二十三年春，孝文帝還洛陽。不顧自己病軀未愈，一入城，孝文帝就召任城王元澄入見，問:“朕離京以來，風俗有改變嗎?”
元澄謹答:“聖化日新。”
孝文帝說:“朕入城，見車上婦人猶戴帽，穿小襖，依舊北鮮卑的裝束，如此又怎謂‘日新’?”
元澄回言:“穿鮮卑舊服的人少，不穿的很多。”
孝文帝語重心長:“任城王，此話怎講?如果放任自流，滿城婦人肯定都會穿回鮮卑舊服!”
元澄及留守諸官，聞言皆伏地叩首，免冠謝罪。
不久，孝文帝又處理了馮皇後與太監高菩薩通奸案，幽閉馮後。
四月間，感覺自己身體有所恢複，孝文帝又禦駕親征，想完成他統一中華的夢想。行至梁城，病勢加重。不久，孝文帝疾篤，隻能北還。行至穀塘原，預感到自己將不久於人世，孝文帝安排身後大事，先賜馮後自盡，以防她日後垂簾稱尊，淫亂國家;接著，又親寫手詔給太子元恪，囑咐他親任叔父元勰等人，並遺詔元澄等六人為輔政大臣。
公元499年陰曆丙午，元宏崩逝於穀塘原，年僅33歲，諡孝文皇帝，廟號高祖。其子元恪即位，是為世宗宣武帝。
孝文帝一生，除了他遷都、改製的宏偉大業之外，個人品德方麵也良善多多，史不勝書:
“(孝文)帝幼有至性，年四歲，顯祖曾患癰，帝親自吮膿”。
文明太後掌權後，眼見孝文帝日漸聰明，憂其日後不利於馮氏家族，“將謀廢帝。乃於寒月，單衣閉室，絕食三朝。”由於大臣李衝等人苦諫，馮太後才又回心轉意。對此，孝文帝從未對祖母記恨於心，隻是深念李衝等人救護的恩德。
友愛諸弟，始終無虧。
宮中太監進食，惶恐間把熱羹澆在孝文帝手上，又曾發現飯中有死蟲等物，孝文帝“笑而恕之”。
馮太後執政，太後身邊有太監說孝文帝壞話，太後“杖帝數十。帝默然而受，不自申明”。馮太後死後，孝文帝也不追思舊怨，對講壞話的太監打擊報複。
南征北戰之前，有司上奏要修砌皇帝專用的馳道，孝文帝均誡令:“粗修橋梁，通輿馬便止，不須去草鏟為平地”。
出征南朝，進至淮南齊境，“如在內地，軍事須伐民樹者，必留絹以酬其值，民稻粟無所傷踐”，最早施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對北魏國民和敵國人民待遇如一。
本性素儉，常服浣洗舊衣。禦騎馬鞍不施金玉，周勒鐵木而已。
聽覽政事，莫不從善如流。哀思百姓，恒思所以濟益。尚書奏案，多自尋省。百官大小，無不留心，務於周洽。每言:凡為人君，患於不均，不能推誠禦物。苟能均誠，胡越之人也親為兄弟……及躬總大政，一日萬機，十許年間，曾不暇給……欽明稽古，協禦天人……加以雄才大略，愛奇好士，視下如傷，役己利物……
史官美言，絕非虛譽!
當然，後世少數學者，尤其以明清之際的大儒王夫之為代表，從中華“正統”出發，認為孝文帝拓跋宏一切行為皆歸於“偽”，其立國學、定族姓、禁胡服、載考績、改胡姓，等等所為，“皆漢儒依托附會、逐末舍本、雜讖緯巫覡之言，塗飾耳目，是為拓跋宏所行之王道而已。”王氏所說，全盤否定孝文帝改革，並誣之為“沐猴之冠、優俳之戲而已矣”。如此，一直以“索虜”視拓跋氏，真是太過偏激。但是，隻要想一想王夫之所處的時代，正是明朝亡清朝興的時代，王夫之托史諷諭，不承認“索虜”正統，當是別有一番深意。為此，我們當代人讀書，應該追本究源，認識到文字後麵的深刻寓意，這也確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無論如何，無論漢族學者生前身後如何“詆毀”孝文帝，他的豐功偉業絕不會泯滅無聞，且會日益為後人重視。就史論事，元宏確為我中華大家庭中的一位赫赫人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