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變法失敗，宋神宗和王安石無疑都有責任。宋神宗太急功近利，急於求成；王安石則太固執己見，一意孤行。但就事論事，就法論法，這些新法本身卻並無大錯。它們無一不是出自良好的願望，甚至是很替農民著想的。這次變法，不該是這個結果。
就說青苗法。
平心而論，青苗法應該是新法中最能兼顧國家和民眾利益的一種了。我們知道，一年當中，農民最苦的是春天。那時，秋糧已經吃完，夏糧尚未收獲，正所謂“青黃不接”。但換一個角度看，這時農民又其實是有錢有糧的。這個“錢糧”，就是地裏的青苗，隻是不能“兌現”而已。於是那些有錢有糧的富戶人家，就在這個時候借錢借糧給農民，約定夏糧秋糧成熟後，加息償還。利息當然是很高的，是一種高利貸。還錢還糧也一般不成問題，因為有地裏的青苗作擔保，是一種“抵押貸款”。當然，如果遇到自然災害，顆粒無收，農民就隻好賣地了。土地的兼並，便由此而生。
所謂“青苗法”，說白了，就是由國家替代富戶來發放這種“抵押貸款”，即在每年青黃不接時，由官府向農民貸款，秋後再連本帶息一並歸還。所定的利息，自然較富戶為低。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摧兼並，濟貧乏”，既免除農民所受的高利貸盤剝，也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這當然是兩全其美的事。至少，在王安石他們看來，農民向官府借貸，總比向地主借好（靠得住，也少受剝削）；農民向官府還貸，也總比還給地主好。還給地主，肥了私人；還給官府，富了國家。農民沒有增加負擔，國家卻增加了收入，這難道不是好辦法？
實行青苗法所需的經費，也不成問題。因為各地都有常平倉和廣惠倉。我們知道，農業帝國以農為本，以糧為綱，而農業生產靠天吃飯，每年的收成並不一樣。豐年穀賤傷農，災年穀貴傷民，這就要靠政府來平抑物價。也就是說，豐年穀賤，政府必須拿一筆錢出來，平價收購糧食，儲存於官方糧庫，等到災年穀貴時，再平價賣給百姓。這樣就能防止富戶奸商囤積居奇投機倒把，做到“物價常平，公私兩利”。這個辦法，就叫常平法；專門用來儲存平抑物價之糧食的倉庫，就叫常平倉。在現代，是屬於糧食部門和物價部門主管的事情。
至於廣惠倉，則是用於防災救濟的國家儲備糧庫，始建於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當時，由於地主死亡無人繼承等原因，各地都有一些無主的土地。這些土地，曆來由官府自行出售。樞密使韓琦卻建議將這些土地由官府雇人耕種，所得田租專款專用，專門用來救濟境內老弱病殘和救災。這就是廣惠倉。在現代，是屬於民政部門主管的事情。
王安石的辦法，是變“常平法”為“青苗法”，即將常平倉和廣惠倉賣出陳米的錢用來做青黃不接時的“抵押貸款”。這也是一箭多雕的。青黃不接時，糧價飛漲，賣出倉內陳穀，可以平抑物價，此其一；賣糧所得之資可以用於貸款，此其二；平價糧食和抵押貸款都能救濟農民，此其三；國家憑此貸款可以獲得利息，此其四。當然，奸商富豪受到抑製，農民負擔得以減輕，也是好處之一。總之，青苗貸款利息較低，農民負擔得起；所賣原本庫中陳糧，國家負擔不重。何況官府借出餘糧，可解農民燃眉之急；秋後收回利息，可增王朝國庫之資。這難道不是公私兩利？難怪王安石會誇下海口：我不用增加賦稅也能增加國庫收入（民不加賦而國用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