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也有著政治家的大度和正派人的品格。他隻反對王安石的政策，不否定王安石的為人，反倒說“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王安石去世後，臥病在床的司馬光更建議朝廷厚加贈恤。司馬光說：“介甫無他，但執拗耳！贈恤之典，宜厚大哉。”這應該說是實事求是的。蘇東坡則不但在王安石落難之後寫詩給他，說“從公已覺十年遲”，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擬的敕書中，高度評價自己的這位政敵，說正因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產生王安石這樣的“希世之異人”，並稱他“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這又豈是小人之所作為？
事實上，在我看來，敵對雙方的如此相處，不僅是道德高尚，而且是政治文明。在我讀書不多的印象中，似乎隻有宋，才能做到這一點。東漢的黨錮，晚唐的黨爭，明末閹黨與東林黨人的鬥爭，可都是刀光劍影血雨腥風的。
這無疑與宋代的政策有關。大宋王朝自建國之日起，便實行優待士大夫的基本國策，官俸之高又居曆代之首，因此士大夫們的日子大都過得十分滋潤，無論在朝在野，在京師在州縣，都優容閑適，自得其樂（否則歐陽修豈能寫得出《醉翁亭記》）。做官之餘，還能從事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做學問有閑暇或有餘便去做官，做官有閑暇或有餘便做學問）的說法，用在宋人身上是很合適的。
由此便形成了一個堪稱“精神貴族”的士大夫階層。既然是“精神貴族”，自然“費厄潑賴”。同樣，既然是“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則不難人才輩出，並惺惺相惜，因敬畏學術而敬重對方。因此，一個有著自己獨特道德規範和行為規範、相對獨立於政治的知識分子階層，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前提。一旦知識分子喪失獨立人格，不再是精神貴族，並由此產生道德的墮落，政治文明就會成為稀有之物。
可惜當時的體製未能為這種政治文明提供一個製度平台。正如王桐齡先生《中國史》第三編第七章所言：“彼時之京師，又非如今世立憲國之有國會，容多士以馳騁之餘地也。”的確，大宋王朝如果實行的是共和製度，王安石上台，司馬光在野相助，司馬光執政，王安石善意監督，那麼，變法也好，或者別的什麼政策也好，又豈能是前麵所說的那種結果？
實際上，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既非如反對派所說是因為“小人亂政”，也非如改革派所說是因為“小人壞法”，而是因為缺少相應的製度平台和文化環境。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不妨再來看看王安石的新法。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