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一月，是“一代名奸”嚴嵩傷心難過的日子。就在這個月，他的兒子嚴世蕃被人告發，以“通倭謀反”的罪名逮捕下獄。這個罪名如果成立，等待他的，將是身敗名裂、家破人亡。
嚴嵩是有明一代的異數，一個“不可多得”的奸臣。明代的奸臣不多。《新唐書》作《奸臣傳》，上下兩卷，另有《叛臣傳》上下兩卷，《逆臣傳》上中下三卷。《宋史》作《奸臣傳》，多達四卷，另有《叛臣傳》上中下三卷，《佞幸傳》一卷。《明史》的《奸臣傳》卻隻有一卷。當然，這並不等於說，大明的奸臣就一定比大唐或大宋少，因為《明史》還有《佞幸傳》和《閹黨傳》。入此二傳的，在一般人看來，也是奸臣。比如武宗（正德）朝的焦芳，身為閣臣，卻與宦官劉瑾狼狽為奸，沆瀣一氣，怎麼不是奸臣？然而入《閹黨傳》。又比如成祖（永樂）朝的紀綱，專一刺探官民隱私，打小報告陷害他人，“被殘殺者不可勝數”，又怎麼不是奸臣？然而入《佞幸傳》。《明史》認為，不能把小人都名之為“奸”。隻有那些“竊弄威柄，構結禍亂，動搖宗祏，屠害忠良，心跡俱惡，終身陰賊”的，才是奸臣。像焦芳和紀綱那樣的，便隻好算作“閹黨”和“佞幸”。
這也並非沒有道理。正如寵臣不等於權臣，小人也不等於奸人。小人，是從來就有的（世所恒有）。奸臣就比較罕見。“一代名奸”更是“珍稀動物”。審諸唐宋元明四代，堪稱“名奸”的，唐代隻有一個李林甫。宋代多一點，蔡京、秦檜、賈似道。元代六大奸臣一個都不知名，明代的“名奸”恐怕就是嚴嵩。不信隨便找個人問問，問他明代最壞的人都有誰，答案多半不是魏忠賢，就是這位嚴閣老（當時稱內閣大學士為閣老），要不就是兩個人都榜上有名。要知道，在中國的戲曲舞台上，嚴嵩從來就是大白臉。
當然，舞台上的事並不一定靠得住，曹操的大白臉就很冤枉。曹操不是奸臣。即便站在漢帝國的立場上看，也不是。在那個東漢王朝氣數已盡，中央政權王綱解鈕，群雄並起逐鹿中原的時代，如果不是曹操頂住，真不知幾人稱王幾人稱帝，那位末代皇帝也未必能有更好的下場。所以曹操不是奸臣，至多是奸雄，甚至是英雄。
嚴嵩卻不冤，也沒人替他翻案。據《明史·奸臣傳》雲，嚴嵩其實並沒有什麼執政能力（無他才略），卻很懂得怎樣做一個奸臣（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他踏入官場以後，實際上隻做了四件事情：一是媚主，二是整人，三是弄權，四是索賄。早在他“入閣拜相”之前，就公然向宗室藩王索取賄賂。成為“當朝宰相”後，更是結黨營私，賣官鬻爵，敲詐勒索，貪得無厭。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八月，嚴嵩家產被抄，共抄得黃金三萬多兩，白銀二百萬兩，相當於當時全國一年的財政總收入，此外還有田地上百萬畝，房屋六千多間，以及無數的珍稀古玩、名人字畫。嚴嵩出身原本貧寒，這些財產是從哪裏來的？當然是他竊權二十年，父子二人搜刮來的。所以張居正說，嚴嵩當國，其實是“商賈在位”。
被嚴嵩整垮整死的人也很是不少，《明史·奸臣傳》列了一個長長的名單，其中最有名的是沈煉和楊繼盛。這兩個人，都是因為彈劾嚴嵩而被害死的。沈煉上書時，官職是錦衣衛經曆。經曆是個管文書檔案的“七品芝麻官”，錦衣衛則是明代著名的特務組織，相當於憲兵隊。沈煉雖然在特務機關工作，卻很正派，《明史》說他“為人剛直，疾惡如仇”。沈煉的長官錦衣衛帥陸炳和嚴嵩父子關係很好，對沈煉也不錯（善遇之），常常帶他到嚴世蕃家去喝酒。然而沈煉卻不吃這一套。他痛恨嚴嵩父子為非作歹禍國殃民，“時時扼腕”，終至忍無可忍，在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上書彈劾，痛斥嚴嵩“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頑於鐵石”，欺上瞞下，以權謀私，排擠忠良（忠謀則多方沮之），任用奸佞（諛諂則曲意引之），以至於“人皆伺嚴氏之愛惡，而不知朝廷之恩威”。這當然是捅了馬蜂窩。於是嚴嵩勾結死黨，捏造了一個“圖謀不軌”的罪名將沈煉殺害。
可惜沈煉殺不完。一個沈煉倒下了，又一個沈煉站起來。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楊繼盛再次上書彈劾嚴嵩。楊繼盛的官職是兵部員外郎，和沈煉一樣，也是一個“七品芝麻官”。而且，楊繼盛的攻勢比沈煉還猛。沈煉的奏疏，列舉了嚴嵩十大罪狀。楊繼盛則指出，嚴嵩不但有“十罪”，還有“五奸”。這“五奸”是：由於嚴嵩的奸詐狡猾蒙蔽聖聽，以至於“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陛下之喉舌皆賊嵩之鷹犬”，“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瓜葛”，“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隸”，“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腹”。這當然又捅了馬蜂窩。於是嚴嵩在楊繼盛的奏章裏找了個岔子，慫恿嘉靖下令將其逮捕。不過嘉靖皇帝雖然將楊繼盛下獄問罪，卻並沒有要殺他的意思。嚴嵩就又搞鬼，在另一件死刑案的上報文件中塞進楊繼盛的名字，將其謀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