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世蕃之死，當時就有人認為是冤案。
當然是冤案了。這嚴世蕃惡貫滿盈不假，聚眾謀反卻是冤枉。林潤的奏折其實說得很清楚：“道路皆言，兩人通倭，變且不測”。什麼叫“道路皆言”？就是路上的人都這麼說。實際上是捕風捉影，連匿名舉報都算不上。嘉靖皇帝也不相信，曾下令三法司“從公鞠訊，具以實聞”。然而徐階卻上奏說“事已勘實”，“具有顯證”，也不容嚴世蕃申辯，更沒有什麼取證、對質，硬是手忙腳亂地就把他的腦袋砍掉了。
這當然讓很多人不以為然。張居正在主修《世宗實錄》時就說，嚴世蕃是該殺的，但罪名應該定為“奸黨”而不是“反賊”。像林潤的奏折那樣“指為謀逆”，或者像三司的判決那樣“擬以謀叛”，都“悉非正法”。這也是後來一些人的觀點。比如談遷就說徐階他們的判決是“舍奸黨之正條，坐不軌之苟論”，支大綸更是質問：“內閣頤旨，法官惟諾，刑罰不中，伊誰之咎？”是啊，這種以冤案平反冤案的荒唐，究竟應該由誰負責？
恐怕不該是徐階。在我看來，沈煉和楊繼盛的死，是冤枉的；嚴世蕃背上謀反的罪名，也是冤枉的。但要說罪魁禍首就是徐階，同樣冤枉。
徐階不是糊塗蟲，也不是迫害狂。他何嚐不知道以“奸黨”之名定世蕃之罪，才是“正論”、“正法”、“正條”？他又何嚐不想光明正大地為沈煉和楊繼盛平反昭雪？但是不行啊！因為這些冤假錯案都是皇上欽定的。如果把沈煉和楊繼盛案翻出來，就是和當今聖上過不去了（是彰上過也）。當然，皇帝做錯的事，也不是不可以批評、糾正，但前提是那皇帝肯聽才行。嘉靖恰恰就是一個聽不得半點不同意見的人。《明史·奸臣傳》說：“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頗護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也就是說，嘉靖這個人，是剛愎自用自以為是的。別人的性命一錢不值，自己的麵子比天還大。所以，嚴嵩要想害人，非常容易，隻要抓住嘉靖“護短”的心理煽風點火就行。難怪嚴世蕃聽說三法司把沈煉和楊繼盛的舊案翻了出來，竟然在獄中高興得手舞足蹈。因為他知道，這必然引起嘉靖的猜忌、懷疑和憤怒。保不住的，就不是自己的腦袋，而是三法司的烏紗了。所以徐階對黃光升幾個說，按照你們這種寫法，嚴公子明天就可以出門了，諸位反倒可能被關了進去。
顯然，不冤枉嚴世蕃，沈煉、楊繼盛，還有許多人的冤情就無法昭雪。張居正說，定為“奸黨”，也可以殺嚴世蕃，這當然不錯。但你要定得了才行呀！顯然，徐階製造新的冤假錯案，以“莫須有”的罪名除惡鋤奸，實在是嘉靖逼出來的。
其實就連嚴嵩這個“奸臣”，也是嘉靖“培養”出來的。嚴嵩是江西分宜縣人，所以又稱“嚴分宜”。《明史》說他身材高大，眉目清朗，聲音洪亮，才華橫溢，名重一時。他在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中進士，做過庶吉士、編修之類的小官，就因病回家了。嚴嵩在家鄉又讀了十年書，寫作詩文，“頗著清譽”，回到官場時也還正派，能和其他大臣一起反對嘉靖的胡作非為。但是，嚴嵩很快就被嘉靖的“雷霆之怒”嚇破了膽，“盡改前說”，從此踏上了媚上、邀寵、弄權、謀私的不歸之路。
然而嚴嵩的道路並不平坦。
正如許多曆史學家所指出，嘉靖其實是最懂得怎樣做皇帝的人。正因為精通帝王之術，所以，嘉靖不像高祖朱元璋那樣日夜操勞，也不像玄孫朱由校那樣大權旁落。他在位四十五年，二十七年不視朝，但朝廷裏哪怕飛過一隻蒼蠅他都知道，更不要說國家大事了。也就是說，大明帝國這四十五年其實是他當家的，盡管他每天的“功課”，不過是煉丹、祈福、讀青詞、泡女人。一般地說，一個皇帝，倘若如此的“不務正業”，恐怕是要“喪權辱國”的。但是嘉靖並不。甚至不能說他是一個完全不合格的皇帝。事實上，帝國製度對後世君主的要求不高，隻要守住祖宗基業、江山社稷就行。從這個角度看，嘉靖至少稱職。可以說，他是治國、玩樂兩不誤。結果，作為男人，他玩得盡興；作為皇帝，他還算盡職。他是盡職而不累（輕鬆自如），盡興而不廢（大權在握）。
這實在“聰明”。嘉靖的聰明，就在於他明白所謂“國家大事”，其實是要分析的。國家的事並不都是大事，也有小事。不但雞毛蒜皮是小事，就連財政、賦稅、軍事、工程、刑律，總之，一切可以交由臣工去處理的事情，對於皇帝來說都是小事。因為它們不是綱，而是目。目，是可以也應該交給臣下的，皇帝要抓的是綱。而且，皇帝也隻應該抓綱。隻要皇帝抓住了綱，所有的目就帶起來了。綱舉目張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