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有一係列的曆史事件，比如削藩，比如鑄錢，比如土地私有，比如鹽鐵專賣，比如獨尊儒術。所有這些，都是圍繞中央集權來進行的。事實上，統一和集權從來就沒有停止自己的步伐（比如不動聲色地將某些有錯或無錯的藩國借故削除）。隻不過到了漢武帝時，已是全麵出擊，左右開弓，從政治經濟，到思想文化，一直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
首先是限製民間的財力。這就是鹽鐵專賣和官方鑄錢。我們知道，冶煉、製鹽和鑄錢，是當時的三大暴利行業。秦始皇一統天下之後，理所當然地將其全部收歸國有。西漢初年，漢高祖劉邦向豪強讓步，允許民間私營，結果給帝國造成極大的危害。公元前154年，吳王劉濞膽敢領頭造反，就因為吳國地處長江下遊，煎礦得銅，煮水為鹽，雄厚的財力成為他謀反的後盾。覆轍豈能重蹈？因此漢武帝軟硬兼施，一麵立法嚴禁鹽鐵私營，一麵招募歇業的鹽商鐵商為鹽官鐵官，從此開官營工商業之先河；而那些民營工商業，則從此一直受到帝國的遏製和壓榨，隻能在夾縫中艱難地生存。
其實這正是帝國製度的題中應有之義。實際上，任何一個集權的社會，一個有可能由集權發展為專製的社會，都不會允許民間資本形成規模，因為那會造成一個足以與自己抗衡的財力社會。歐洲的帝國和王國，就是被這樣一些由民間資本形成的財力社會搞垮的。中華帝國的維護者們當然不會有這樣的“先見之明”，預見到資本社會遊戲規則對專製社會王綱道統的顛覆。他們當然也意識不到市場經濟的自由本性是專製和集權的死敵，但卻對工商業懷有一種近乎本能的忌恨和敵視。比方說，後來明代江南商人沈萬三出巨資讚助朱元璋修城牆，並表示願意犒賞軍隊，卻招致殺身之禍（後改為流放），便是證明。
正是出於這種忌恨和敵視，“重農抑商”的呼聲在帝國的曆史上不絕於耳，而且從來就是主流意識。早在秦王朝建立之初，秦始皇便“徙天下豪富於鹹陽十二萬戶”，名為充實國都（內實京師），實則進行監控（外銷奸滑），後來又將商人發配去修長城、戍五嶺（《史記·秦始皇本紀》）。漢則甫一建立，便實行抑商政策，下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並規定“市井子孫不得為吏”。至漢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更確定重農抑商為基本國策。此後曆朝曆代在具體政策方麵雖略有變更和鬆動，但對民間資本和財力社會的忌恨和敵視卻不曾稍減。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