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蕙蘭與顧維鈞結婚後，她挾慈父之多金，依貴婿之顯要。風光無限，活躍於國際外交舞台，周旋於國際權貴、政要之間，“過著令人興奮的日子。”
隨著顧維鈞職務的不斷升遷，黃蕙蘭的交際也更廣泛。在她跟隨丈夫三十多年外交國際舞台上，在她揮金如土的同時，為國也為己添光添彩，還被外國友人稱為：“遠東最美麗的珍珠”。
在一個深秋的上海，突然流行起光腿穿旗袍，而這個風潮的引領者正是黃蕙蘭。隻因為她當時腿上患上了皮膚病，她隻能光著腿穿旗袍，結果當即被時尚的上海女孩模仿，成為一時潮流。不久後，黃蕙蘭的皮膚病好了，她又穿上絲襪，大家又隨著她穿上絲襪，也弄得黃蕙蘭本人都啼笑皆非，宋氏三姐妹也曾經都學習和模仿她的穿搭。所以說黃蕙蘭是引領民國時尚潮流的教主一點也不為過。
1922年，顧維鈞奉招回國，他們夫妻倆帶著三個孩子，從倫敦回到上海。因為顧維鈞自從1915年出使美國，再到巴黎再到倫敦，已經有七年沒有回家了，想到就要見到親人，心中特別高興。船到上海，兩個哥哥顧維新、顧維炳早已在碼頭，等候迎接小弟和第一次見麵的弟媳，兄弟相見非常親熱友愛，然後又一起去見母親。
蕙蘭見到婆家人，婆婆和大姑姐以及兩個妯娌及家中女眷，幾乎都是小腳，從沒離開過上海，隻會說上海方言，黃蕙蘭隻會說官話，相當於雞同鴨講，互相聽不懂，完全無法溝通。這與黃蕙蘭的思想觀念，以及她當初期待的情景相去甚遠，覺得無法融入他的家庭。接下來的一件事更是讓顧維鈞感到黃蕙蘭驕奢過份，也讓他顏麵盡失。
為了迎接小弟和弟媳，哥哥特意在上海租了一處很不錯的房子，可是黃蕙蘭嫌棄沒有自來水、沒有衛生間，床還是她從沒有睡過的硬板床，而且非常沒有私密性，她實在是不能將就，一天也不想住。當天晚上，黃蕙蘭就帶著孩子們去了一家賓館，租了一套賓館套房居住。顧維鈞隻是一言不發，繼續與自己的家人居住在一起，黃蕙蘭的這一舉動深深的傷害到了他的自尊，使他們夫妻間的嫌隙越來越大。
黃蕙蘭自認為花著來自父親源源不斷的錢財，享受舒適奢侈的生活，對於她是最平常不過了，而對於顧維鈞來講就是過於奢侈，過於挑剔，曾經生活在兩個世界的人，價值觀發生了激烈的碰撞。
在黃蕙蘭和顧維鈞的這段婚姻裏，蕙蘭一直是一個付出者，做為繼母她不僅要承擔起撫養和教育，顧維鈞和前妻所留下的一雙兒女顧徳昌和顧菊珍，還要照顧好自己為顧維鈞所生的兩個兒子，顧裕昌和顧福昌的教育和生活。在顧維鈞麵對外交經費拮據時，她會主動掏錢給顧維鈞維持場麵。黃蕙蘭為了顧維鈞的官運亨通，是豪擲億萬資產，當顧維鈞麵對她的社交點評：“你的外交禮節很是膚淺，我希望你能好好學習一下”。聽到丈夫的批評，驕傲的蕙蘭雖心有不甘，還是默默的接受，隨後黃蕙蘭更是為他，虛心學習繁瑣的外交禮儀，為成為一個合格的外交官夫人努力學習。
當她豪擲千金為了中國大使館的體麵，裝修顧維鈞的辦公樓；當她斥巨資買下北京陳圓圓的舊宅並加以裝修，成為顧公館；當大使館經費拮據，她慷慨解囊資助丈夫；當她隔三差五宴請王公貴族，使顧維鈞的事業如日中天，盡心盡力幫助顧維鈞結交政府要員，幫助顧維鈞坐上北京政府外交總長的位子。她所付出的一切，並沒有換來丈夫的感謝和尊重，還因為黃蕙蘭所穿的華麗的衣服和佩戴的昂貴的首飾，讓顧維鈞感到不適。顧維鈞要求黃蕙蘭隻佩戴他送給她的首飾和衣服。這讓節儉都刻在骨子裏，為了出國留學費用還需要他人資助的顧維鈞，覺得有損他的尊嚴，他也不想讓別人說他吃軟飯。
但是事實上顧維鈞所取得的這番成就，是與黃蕙蘭雄厚的資金支持脫不了關係的，在他們的外交生涯裏，到哪裏都有房子住，做任何事情都不需要考慮花多少錢。對於顧維鈞能有“民國第一外交官”的成就，宋美齡直言不諱的說道：“顧維鈞有此成就，黃蕙蘭功不可沒！”
當顧維鈞讓兒子顧福昌也從事外交工作時，兒子說道：“爸爸，中國外交官多如牛毛，你之所以取得今日的成就，完全是娶了我媽媽，是媽媽給你各方麵的支持，才會讓你的事業成績斐然，而我去那裏找像我媽媽這樣的女人為妻？”顧維鈞麵對兒子的回答無語了，這也是兒子對媽媽最好的肯定，也使黃蕙蘭感到欣慰，最終能得到兒子的肯定，讓她感到釋然。黃蕙蘭和顧維鈞的兩個兒子，最後也都選擇了經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