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汪精衛的“和平運動”與丁、李二人的特工活動正式合流之後，他們就按照上次會議的安排開始分頭行動。
1939年5月末，汪精衛與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聖等人在影佐禎昭的陪同下，乘飛機前往東京與日本方麵協商建立“新政府”的事宜。
在日本，汪係漢奸們如走馬燈一樣拜訪了日本的一些軍政要人，先後會見了他們的有日本首相平沼，外務、海軍、大藏省的大臣，以及陸相板垣征四郎等人。這些漢奸為了達到目的，使出看家本事四處遊說、邀寵、乞憐。汪精衛覺得，經過這一次大規模的“公關”活動，日本政府支持他們的意向越來越清楚了，所以他也變得十分硬氣起來。
在日期間，他們與日本不同方麵就成立新的傀儡政府一事達成的一致意見。主要如下：
一、結束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在新政府中吸收國民黨以外的人士參加；
二、把臨時政府改為華北政務委員會，把維新政府納入新政府之中；
三、將新政府的政治綱領定為：日華提攜，結為善鄰，明確反對共產主義；
四、新政府的旗幟采用青天白日旗，不再使用臨時政府和維新政府的五色旗；
五、新政府承認“滿洲國”獨立；
六、日本不幹涉中國內政；
七、研究日華合辦事業，使日華權利平等；
八、把日本管轄的海關、鹽務稅等國家收入交給新中央政府；
九、將日本軍管的工廠、礦山和房屋，除在作戰上直接需要者外，其他歸還中國。
以上的各項決定，是汪精衛漢奸集團賣國投日的明證。其中部分內容看起來似乎對汪精衛的新政府比較“優厚”，實際上這是日本以中國人治理中國的侵略和殖民陰謀的產物。你的政府都在我的控製之中，那還不是一切都以日本的利益為根本出發點？但汪精衛卻過於“天真”地認為，他“和平建國”的目的達到了。所以，當國民黨方麵在黨內外，以及共產黨人和其他愛國人士的強烈要求下，發布對汪精衛的通緝令時，這個天字一號的漢奸對此隻是一笑了之。更甚的是，七月十日，他還在東京通過廣播向中國的民眾發出了所謂的“號召”：“中國革命如果不取得日本的諒解，便不會獲得成功，這是國父說的。‘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是日華共存的基礎。蔣介石的抗戰容共政策是要把國家和民族變成共產黨的犧牲品，是跟隨蔣介石，選擇抗戰亡國的道路；還是拒絕蔣介石，采取複興和平中國的途徑？我同友邦日本合作，為建設一個新時代而開展具體活動……”
越是說辭越顯得動聽，越是謊言越要編織得天衣無縫。汪精衛把自己的賣國行為說成是為國家民族著想，把真正為國家、民族尋求獨立富強之路的共產黨人及其事業詆毀得一無是處，這更是顛倒黑白的行徑。
在汪精衛等人前往日本活動的同時，丁默邨等人也為所謂的“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猖狂活動。他們首先針對重慶的特務活動大肆開展恐怖活動，以血腥和極端殘忍的手段對付一切有礙他們求榮的人和事物。在恐怖高壓之下，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本來就意誌薄弱、朝秦暮楚的大部分人在六月底正式歸順了汪派。上海的藍衣社組織也遭受了重創，其主要幹部被丁、李他們抓捕殆盡。
在言論鉗製方麵，這些特務們比獨裁的國民黨有過之而無不及。在上海市內，凡是登載過反日、反汪言論的報紙都被強行關閉，與共產主義有關的各類出版物更是難以在上海出現。就這樣，他們以強大的暴力在上海暫時營造出了一個屬於漢奸的真空地帶。
如此還不足以讓他們心安，為了兜售他們的反動思想和言論，76號的機關報《中華日報》在上海大行其道，大肆宣揚反共思想。為了肅清阻止其賣國行徑的最大障礙，也為了給日本的侵略和殖民陰謀減小阻力，汪精衛還直接在《中華日報》上發表了反共文章，其中的一段內容如下：
“日華開戰時，軍事當局推測蘇聯可能在三個月內參戰，共產黨假借虎威對反戰論者施加壓力。上海和南京淪陷之後，共產黨立即改變說法，嚴厲指責說，誰主張蘇聯參戰，誰就是漢奸。今後共產黨的最大任務是，要使戰爭在中國永遠繼續下去，他們反對中途停戰，那是不言而喻的，共產黨正在利用蔣介石的這個錯誤。如果戰爭再繼續下去，不管勝敗如何，中國將為共產黨所奪取。為了救國救黨，隻有拒絕與共產黨聯係，立即停戰。日本保證實現近衛聲明，我們同日本妥協，這已不是亡國之路，而是救國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