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初版書稿隻寫了25天，修訂卻花了不止大半年工夫。
修訂的想法在初版麵世時就有當時的打算，是增加成都、深圳兩個城市。這個建議，是我的朋友徐新建教授提出來的。那是1997年11月，我們在廈門參加文學人類學研討會，同時為上海文藝出版社新推出的“文化人類學筆記叢書”（《讀城記》即其中的一本）舉行首發式。新建和我都是這套叢書的編委和作者，自然議論到本書。這個建議立即得到責任編輯趙南榮兄的讚同。我也就開始了準備工作。
但讀者的反應很快就來除紛紛表示喜歡這本書外，一個普遍的意見，就是覺得書太薄（不到10萬字），內容太少，不過癮。武漢作家周翼南一麵在武漢報紙上呼籲武漢人應人手一本，一麵在《書與人》雜誌上撰文，說“讀後有不滿足感”。他認為這本書“滿可以洋洋灑灑寫成30萬字的專著”，而且還說我也同意他的看法。一家在國內頗有些名氣、專營高品位學術書籍的民營書店一曉風書屋”的老板許誌強君也有相同意見。看來，不抓緊時間進行修訂是交代不過去的了；而所謂修訂，也不僅僅隻是增加兩個城市。原有的章節，幾乎都要重寫。
於是，修訂開始
修訂不但是重寫的過程，也是重新解讀這些城市的過程。然而越是深入下去，就越是發現問題多多。的確，城市是一本打開的書，每個人都可以去讀它，但要真正讀懂，並不容易。一家報紙在談到我這本書時，把“讀城”排成了“說城”。我對他們說，這個字，不好錯的。“說”是訴說，是描述；“讀”是解讀，是研究。“說”隻要知其然，“讀”卻是為了知其所以然。知其然的人很多。誰對自己生活或到過的城市沒有一點感受所以城市文化往往被看成是一個誰都可以插上一嘴的話題，就像看完一部電視連續劇後誰都可以發表一番議論一樣。現在，關於城市文化的文章著作不少。但，除對北京、上海外，其他城市，還是說的多，讀的少。
其實，說也不易。尤其是要用一兩個字或一兩句話把一個城市的個性和特質準確無誤而又形象生動地說出來，還要讓人心服口服，著實很難。除了個別特征特別明顯（如北京）或比較單純（如廈門）者外，其他城市都不大好這麼說的。因為很容易掛一漏萬或以偏代全。比如南京，就不好說它是儒雅還是粗俗，是傷感還是豪壯。所謂“南京大蘿卜”，就帶有葷素皆宜、生熟均可、什麼都有一點又都沒有、怎麼說都行又都不行的意思。其他一些城市也一樣。本書嚐試著說了一下，比如北京“大氣醇和”，上海“開闊雅致”，廣州“生猛鮮活”，廈門“美麗溫馨”，成都“悠閑灑脫”，武漢“豪爽硬朗”等等，不知讀者能認同否？
許多人認為，對於城市文化，是不能這樣評說的，因為太過簡單，而一個城市的文化個性和文化特質，哪那麼簡單！這話並不錯。但如果你研究描述了老半天，卻連一個說法都沒有，讀者是不會滿意的。事實上，人文學科許多研究的目的，就是要給個說法；而當我們試圖對一個城市的文化給個說法時，我們實際上已經不是“說城”，而是“讀城”其實，即便是描述，也常常會伴以“說法”，比如“上海人很精明”或“武漢人特直爽”等等。隻要這些說法大致不太離譜，就應該準其成立。如果一定要說“上海也有戇大”或“武漢也有滑頭”，那就是抬死杠我們關心的是整個城市的氛圍和情調，而不是個別人的特殊遭遇。
然而，人們在議論城市時，又總是從自己的切身體會出發的。這也不奇怪。城市對於每個人來說，都首先是一種感性的存在，是一個與之發生種種物質和精神關係的對象。人們都是通過自己的感性體驗，通過一個個感性具體的事件和細節來認識城市的。同樣，當他們聽到關於一個城市的說法時，也總是會用自己的感受來驗證：怎麼，我們是這樣的其實他說的“我們”，便很可能不過隻是他自己。
對於城市文化的這種見仁見智，導致了城市文化研究、尤其是對城市個性特質定位的困難。當《新周刊》稱上海為“最奢華的城市”時，我相信一定得到了某些人的認同。可是廣州一家出版社的一位編輯卻打電話來說，據她自己在上海讀書時的生活經驗，上海應該稱之為“最浪漫的城市”才對。可惜在我看來，上海這個城市是一點也不浪漫的。崇尚“實用理性”的上海人，甚至在談戀愛時都浪漫不起來。事實上在這個“水泥森林”般的城市裏，也沒有多少“花前月下”可供浪漫。上海人追求的不是浪漫，而是實惠，以及建立於實惠基礎上的雅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