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十常侍”把政治搞得極端混亂，引起了社會普遍的反抗，何進、袁紹等人密謀除掉宦官集團，但何進反被張讓殺死。袁紹帶兵衝進宮去，見宦官就殺，甚至連沒有胡須的男人也殺了，一氣殺了兩千多人。“十常侍”脅迫漢獻帝逃走，被袁紹追至黃河邊上，“十常侍”全部跳河自殺。從此東漢進入了軍閥割據混戰的時期。
官僚文人集團雖敗在宦官集團的屠刀之下，但其意義卻永不泯滅。一是其堅強不屈、正直不阿的人格光彩，不論是誰都無法完全抹殺，這種精神，保證了中華民族即使在最黑暗的時期也不會徹底喪失良心和導向，也不會完全沿著卑庸和無恥的道路滑落下去；一是他們開了官僚文人和書生學子聯袂抗爭的先河。
自秦始皇“焚書坑儒”，直到清朝“戊戌變法”的失敗，中國曆代統治者對官僚文人學子的迫害始終沒有停止過。不論是宦官勢力、外戚勢力還是所謂正統的皇權勢力，大都對官僚文人和書生學子討厭有加，甚至進行迫害，隻是方法不像秦始皇和漢代的宦官集團那樣露骨，而是變得更加精致巧妙，風行近兩千年的文字獄，就是其代表。
何以官僚文人和書生學子總是不討封建統治者的喜歡？其實道理很簡單，因為這些人代表了一種理想，一種不滿足的要求。他們總是站在社會現實的前麵去呼喚更好的現實出現，因而，無論在什麼時候，他們又都是現實社會的批評者，他們不討統治者的喜歡，是一種曆史的必然。如果他們處處時時與現實同步，那社會就失去了前進的導向和精神動力，隻能墮向平庸、無恥乃至倒退的深淵！
官僚文人和書生學子總是伸長了脖子去挑社會的刺，也許他們伸長了脖子本來就是為了挨殺。不過，也正是因為他們昂起了強硬不屈的頭顱，中國的古代社會才得以延續發展！
（參見《後漢書》、《資治通鑒》等）
11.至忠至勤的太平宰相
宦海浮沉，不敗的真諦何在？
為人臣者有三忌：一忌功高震主；二忌權大欺主；三忌才大壓主。據說，這是無數人宦海生涯的經驗總結，誰若犯了這“三忌”，重則身首異處，甚至全族覆滅，輕則削職為民，困頓終生。現在想來，也確實不無道理。如果功勞太大，以至皇帝無法報答於你，無論賞賜你什麼都不過分，無論封你什麼官爵都不嫌太高，那麼，你就處於極其危險的境地了。因為天下是皇帝一家的，皇帝總不會跟你換個位置，讓你做主人，他做奴仆，把他的家產交付於你。這時候，就必然走向另一個極端，那就是皇帝一定要找個借口置你於死地才能舒服，即使你不居功自傲，即使你忠心耿耿，也是一樣。因為皇帝總覺得你像一塊大石頭壓在他的頭上，總是要時時處處考慮你的功勞，還要擔心你招攬人心，蓄謀造反，所以，皇上會寢食不安，隻有除之而後快。
西漢的開國功臣韓信，功勞可謂大了，智謀可謂高了，行為可謂謹慎了，但最後還是被劉邦的老婆殺了。在楚、漢相爭之時，韓信幫助項羽，則項羽可以統一天下，韓信幫助劉邦，則劉邦可以統一天下，如果韓信背叛劉邦，自樹一幟，則可與項羽、劉邦形成三足鼎立之勢，而且當時的具體情況為韓信提供了多次可以自立的機會，也有很多人極力勸告韓信自立為王，但韓信思來想去，還是跟劉邦幹了下去。所以，韓信對於劉邦建立西漢政權，功勞應是第一位的，如果要論功行賞的話，別說隻封他做了一個王侯，就是裂土並立，共同為王，也不算太過分。但封建社會的鐵定律條是一山容不得二主，劉邦絕不可能和他並立為帝，最多隻能封他為王，而韓信多少又覺得委屈，用當時的話來說，叫做“心懷怨望”，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不滿情緒”，這種情緒發展下去，必然導致反叛。因此劉邦為了防患於未然，就先下手為強，先削了他的爵位，解除了他的大部分權力，使之困居在都城，不久，劉邦的妻子呂雉又與蕭何密謀，把韓信誑入朝堂，誣以謀反的罪名，伏兵將他當場殺死。看來，就是韓信這樣中國曆史上著名軍事家和傑出人物，也逃脫不了功高震主而無好下場的所謂規律。
在中國曆史上，這一類的例子是舉不勝舉的。有一句話，叫做“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其意是說一旦安定了天下，那開國皇帝或是什麼君王之類就要“推完磨殺驢吃”了。聽起來讓人生氣，道理卻很簡單，在和平建設時期，那些功臣怎麼處理呢？留著他們，說不定什麼時候就要造反，或是出別的麻煩，尤其是開國皇帝死了，幼子繼位，就更管不了那些久經沙場、素有威望又極有勢力的老將了，還是殺了幹淨利索。如果碰上這種情況，就是功不太高，也不太震主，那也很不安全！
如果權大欺主，那就更加危險，這個道理不講自明。權有兩種：一是政權，一是軍權。政權過大，就會使得別人隻知道有你某某人而不知皇帝老子，時間長了，就會逐漸地積累私家勢力，威脅皇權。況且，政權在一定情況下很容易轉換成軍權。至於軍權，那是一個國家的命脈所在，誰掌握了軍權，誰就掌握了國家，因此，皇帝一般說來是不會讓你掌握過大的軍權的。如果你的軍權越來越大，那就要十分小心了，要麼主動還權於君王，要麼迅速攫取軍權，使之足以抵抗皇帝的命令。如果老是停留在說大還不足以與皇帝抗衡，說小又對皇帝構成威脅的程度上，那是速死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