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五十年代初起，沈從文先生離棄文學創作，一頭栽進曆史文物的研究中。對沈從文先生這種人生的重大抉擇，最普遍、最合理也最被認同的理由，是時移世易，是出於主觀願望和客觀現實扞格的無奈。這無疑是事實。但是，對沈先生的轉變，隻停留在這種程度的認識，是不足夠的，不圓滿的，也有礙對沈先生人生思想的整體認識。
沈先生對自己人生道路的改換，不同時間不同場合，曾留下了若幹夫子自道的文字。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一次自我檢討中，他說：
要我重新寫作，明白是對我一種極大的鼓勵。但是我自己喪了氣。頭腦經常還在混亂痛苦之中，恐怕出差錯。也對“做作家”少妄想，且極端缺少新社會新生活經驗。曾試著寫了個《炊事員》，也無法完成。所以，還是希望回到博物館服務。（《我為什麼始終不離開曆史博物館》）
十二年後文化大革命早已結束的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訪問美國，在聖約翰大學演講中說道：“我才學習了二十年，社會起了絕大的變化，我原來的工作不易適應新形勢的要求，因此轉了業，這就是近三十年來，我另換了職業的原因。”對此，他更作了詳細的說明：
我借此想糾正一下外麵的傳說。那些傳說也許是好意的。但不太正確，就是說我在新中國成立後，備受虐待、受壓迫、不能自由寫作，這是不正確的。實因為我不能適應新的要求，要求不同了，所以我就轉到研究曆史文物方麵。從個人認識來說，覺得比寫點小說還有意義。因為在新的要求下，寫小說有的是新手，年輕的、生活經驗豐富、思想很好的少壯，能夠填補這個空缺，寫得肯定會比我更好。但是從文物研究來說，我所研究的問題多半是比較新的問題，是一般治曆史、藝術史、作考古的到現在為止還沒機會接觸過的問題。我個人覺得：這個工作若做得基礎好一點，會使中國文化研究有一個嶄新的開端，對世界文化的研究也會有一定的貢獻。（《從新文學轉到曆史文物》）
一九八一年沈先生在湖南省博物館的演講《我是一個很迷信文物的人》中也曾說道：“我的思想比較落後，也許是嚴重的落後吧！所以到了解放以後我就離開了寫作，又不能作空頭作家呀！因為沒有生活，思想又比較保守，一下子適應不來了，就轉到曆史博物館工作。”（見王亞蓉編《從文口述——晚年的沈從文》，香港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二年）落後不落後，是一種價值觀，在解放後的新意識形態和新價值觀下，沈先生不能不受影響，不受衝擊，也不能不在此基點上評估自己。以上所征引沈先生的夫子自道的說話，從一九六八年到八十年代，雖遣詞用語的輕重、婉直、詳略，容有分別，基調是一致的，是依本心感受的表白。既不隱蒙時世易轉後的不適應，不願做沒有自己切實內心感受的“空頭作家”，也透露了自己文字誌趣的別有懷抱。我認為對沈先生的轉變，不必深文周納。同樣的另一個例子是梁漱溟，他當年觸怒毛澤東，毛逝後而梁複出，已沒有太大顧忌。梁氏回憶評說此故實時，說：“當時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指毛澤東）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梁氏年輕時考不進北京大學，後卻由當時校長蔡元培聘任為教授。此中過程，梁氏說來也很平實，了無自矜和誇飾，無世人多少期待的傳奇！慷慨激昂，抗命以爭，堅守己見，固是勇者。能人不知而不隱，不隨世情潮流而俯仰，如實道來，堅持定見，無所誇飾，更需要大智勇。所謂輕富貴易，輕沒世之名難。由此觀之，可稱為大智勇人物，梁、沈庶幾近矣。
沈先生離開文學創作，離開文學教育，改朝換代後的政治社會的轉變是關鍵。他的抉擇夾雜了恪於形勢而主動爭取的兩層因素。對此，沈從文研究專家淩宇先生對此有相當合情理的分析。沈先生晚年的另一親近弟子王亞蓉女士說過“隻感覺先生的過去和現在是有連貫性的”，雖然王女士沒有進一步解說，對她所說，我自認很了解。無論接觸沈先生本人言行印象所得，或讀他的著作，我也有這種強烈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