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憶的文字中，沈先生屢屢強調他轉行前，對曆史和文物不認識，沒有根柢。這半是事實半是謙辭。從專家的標準，當時的沈先生還不足以當之。不過，在全麵轉入曆史文物研究之前，沈先生對文物藝術已具濃厚的興趣，且有相當的造詣。青少年時期，他“已從那些本地鄉紳學會了刻圖章，寫草書”。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間，沈從文在保靖任“湘西王”陳渠珍的書記，接觸到大量中國古代文獻古籍、明清繪畫及銅器，為他的文物曆史知識打下良好的基礎。知識基礎固然重要，善用心思，上手總比人事半功倍。最重要的，這段接觸文物藝術的因緣，讓慣於逃學、生命浪蕩無所依托的他，心靈突然開竅，文化的靈光閃耀。在回憶他在湘西任書記時，他就強調了“這份生活實在是我一個轉機，使我對全個曆史各時代各方麵的光輝，得到一個從容機會去認識，去接近。……由於這點初步知識，使一個以鑒賞人類生活與自然現象為生的鄉下人，進而對於人類智慧光輝的領會，發生了極寬泛而深切的興味”。沈先生出生的湘西鳳凰，雖地處邊鄙，卻具相當人文環境，對潤育日後的沈從文是有幫助的。距沈先生在湘西生活時已八十年的今天，鳳凰依舊殘留的文化遺存，尚可讓我們感受了和想象到當年文風仿佛。至今居民住宅上的新年對聯，一點不像中國其他地方的俗氣，而是風雅可人。再加上苗、土家諸民族色彩斑斕的衣飾等生活工藝，也是沈先生藝術興味自然而然的源頭。在幾十年後寫給他大哥的書信中，他甚至說：“你想多奇怪，我忽然會搞絲綢！其實很多名目還是從小在家跟母親記下的，現在卻有用。”
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年間沈先生轉行前，已寫過一些談書法、木刻、美術、演劇以至文物保護的文章。他的《讀展子虔〈遊春圖〉》就寫於該時期。
解放前住在北京，課餘他最喜歡流連琉璃廠。這種興趣用他的話說，“恰好住的地方是北京前門外一條小街上，向右走就是文化的中心，有好幾百個古董店，現在看來，可以說是三千年間一個文化博物館……可說是近三十年我轉進曆史博物館研究文物的基礎。”（《從新文學轉到曆史文物》）沈先生就曾生動地向我講述過琉璃廠古董買賣的習慣和趣事，講起來仍是很動情和興趣盎然。也就是那回聊天中，啟發我向沈老建議，請他寫《北京六十年》，而且與他多次探討過如何落實這項建議。可惜終未成事。直到現在，我相信如真能寫成，毫無疑問，是他的另一傳世之作。
對於曆史和考古，沈先生非科班出身，屬半途出家。早年學術界確有意無意地忽略，但是他的文物曆史的研究成績彰彰在目，成就斐然。還值得注意的是，他對中國曆史文化研究的觀念、方法、課題都能發人之未發，不拘繩墨，另出機杼，別具創見。
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沈先生已大力鼓吹文史研究必須結合文物，汲汲於推動中國曆史文化研究的革命。他認為“用文物知識和文獻相印證，對新史學和文化各部門深入一層認識，才會有新發現”。強調中國現存的“五百萬卷書若沒有人善於用它和地下挖出來的，或始終在地麵保存的百十萬種不同的東西結合起來，真的曆史科學是建立不起來的”！這真有卓見。長期以來海內外充分認識到並身體力行的結合文物文獻從事研究的學者並不多。九十年代後，學術趨向丕變，尤其近十年，中國曆代流傳有緒和幾十年出土的大量文物，到近年才真正調動起來，結合文獻作研究；逐漸催生了中國曆史文化研究新觀念、新方法和新課題的出現，啟動了一場新史學和新文化史研究的來臨。沈先生能在史學革命之前的五十年主張、倡導，確有過人的眼光和識見。
在西方研究側重專精的風氣下，非正宗出身的沈從文卻反其道而行。他注意曆史諸事因“不斷發展變更，不同事物互相間又有聯係”的研究方法，強調要“注意全麵性和整體性”。他宣示他自己不受洋框框考古學影響，不受本國玩古董字畫舊影響，而完全用一種新方法、新態度，來進行文物研究，這在國內同行中實在還不多。他指出：
用實物結合文獻來作分析解釋，情況就明白了。這種做學問弄問題的方法，過去隻像是考古學的事情，與別的治文史的全不相幹。考古學本身一孤立，聯係文獻不全麵，就常有顧此失彼處，發展也異常緩慢。對於一個文學教授，甚至一個史學教授，照近五十年的過去習慣，就並不覺得必須注意文字以外從地下挖出來的，或紙上、絹上、壁上，畫的、刻的、印的，以及在目下還有人手中使用著的東東西西，盡管討論研究的結合就是那些東東西西。最常見是弄古文學的，不習慣深入史學部和古器物學範圍，治中古史學的，不習慣從詩文和美術方麵重要材料也用點心。講美術史的，且有人除永遠對“字畫同源”發生濃厚興味，津津於書畫中的筆墨而外，其餘都少注意。——除書畫外，別的真正出於萬千勞動人民集體創作的工藝美術偉大成就，不是不知如何提起，就是浮光掠影地一筆帶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