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三：《從文口述——晚年的沈從文》
——代序
自一九八〇年認識沈從文先生，至一九八八年他辭世的八年間，每次進京，大都會聯同王和王亞蓉女士，到沈家拜候老人家和沈夫人。不管有事無事，談正事還是閑聊，總耽擱上好幾個小時。八十年代初中期，專職於編輯出版事務，赴京次數較頻繁，每回逗留時間又長，親炙的機會自然多。我很懷念這一段日子，也視之為一生很寶貴的際遇。倏忽間，沈老去世也十五年了，但八〇年初次晉謁沈老的情景，仍然記憶鮮明；當時蹦跳入腦海的“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的形象，也不因時間、人事的遷變而磨滅。
沈老晚年的二十年，在工作上最親近的自是他的兩位助手王先生和王亞蓉女士。沈老生前死後，我與他們兩位一直是很親近的朋友。從他們日常談話中，我獲悉更多沈老的事情，增長我對沈老的認識。或者是出版人的習性，我總勸他們寫下來。他們兩位都是很低調的人，也基於對沈老的尊崇，而有過多的顧慮，盡量不願因文字而惹起不必要的是非。我認為名人首先是屬於他自己的，其次是屬於曆史的，但在容易生是非的社會，心性善良的人有這種顧慮，可以理解。
王先生因病過早去世，是中國考古學界的一大損失。他厚積未發的方方麵麵的學問，隨身而逝，令人惋惜。作為沈老晚年最親近、最信賴的學術助手，追隨沈老三十年，如果王先生能寫下長年在生活中的親炙以及在學問上的請益琢磨，不用說，將會是了解和研究沈老晚年的重要文獻。我作為一個曆史研究者，深信其曆史價值，更感到這種損失無可補償。於是轉而“壓迫”王女士。每次上京見麵，苦口婆心，敦勸她整理與沈老在出差時的談話錄音，以及她對沈老的回憶，結集出版。為此甚至“責”以為曆史負責的大義。近年，王亞蓉女士屢為疾病所纏，甚至有過生命危險，終了悟及時行事的重要、為曆史留下記錄的迫切程度。今年是沈從文先生百年華誕，為懷念沈從文先生，終於編寫出版這本書。簡單說明其中緣起，以為序。
原載《從文口述——晚年的沈從文》，香港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二年
道不遠人
——我認識的啟功先生
啟功（元白）先生逝世已一年了，一直懷念著他，他的音容依舊鮮活地留在我的腦海中。啟先生在一般人看來，說不上有什麼大功業，他之所以被社會廣泛認識是他的雅俗共賞的書法。於我，自認識親炙他不久，內心早認定他的道德文章可為後世範。
一、我與啟功先生的結緣
我在一九八二年認識啟功先生，到二〇〇五年他歸道山，逾二十年。承他老人家不棄，作為晚輩，二十多年間，來往不斷，交往算是親近的。啟先生逝世一年來，我竟未撰隻字紀念和懷念他，實有負啟先生生前的關愛，內心一直自責與不安。因讀書會邀請演講，我遂以啟先生為題。這回演講以啟先生為題，多少有贖衍的私心在，也是內心的驅使。我向來寫懷人文章，不全在隻記述私人間的交誼，重視的是就所見所聞所感能將其人的道德文章可傳的，發為文字，啟牖來者，以期有益於社會人心。世道滔滔，人心惟微，人類社會的發展，雖起伏動蕩而始終不墮，文明的推進雖踟躕曲折而始終向前，其中實有賴不同時域、不同時代亙古不滅的人性光輝和文化靈光，流播不斷、照耀不熄的結果。就我認識的啟先生，在當世，其行誼實有可述可傳者。
我與啟老的結緣，先是師友緣，再是書緣，之後成忘年交了。一九八二年啟老第一次來香港，我應業師牟潤孫教授之召，陪他到酒店拜候啟先生。我專業雖是文史，其時我於啟功之名，隻略有所聞，無甚認識。其原因，一方麵，我讀的是曆史，對啟先生擅勝的文物藝術和語言文字學，少所關涉，連帶對相關的學者和專家認識也不多不深；另一方麵，由於啟先生中年坎坷，因反右而列入別冊，久不聞於世也有關。牟師與啟老同是近代史學大師陳援庵（垣）先生的弟子，是同門師兄弟，情誼非淺。在《平生風義兼師友——懷龍坡翁》一文中，啟先生曾說：“我在二十一二歲‘初出茅廬'時，第一位認識的朋友是牟潤孫先生。”（《啟功叢稿﹝藝論卷﹞》，頁一七三，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在另一篇《讀〈靜農書藝集〉》一文，他更深情地追憶說：“回憶我二十一周歲‘初出茅廬'，還是一個幼稚的青年時，到輔仁大學附中教初中一的‘國文'，第一個認識的，是牟潤孫先生，第二個認識的，即是台靜農先生。對我來說，他們可真算‘平生風義兼師友'。”﹝《啟功叢書》，頁三六四，（題跋類）。﹞那次隨牟師會晤啟老，也是我頭一次認識啟老。他正在酒店房間的燈桌上畫畫酬世。我清楚地記得，他們師兄弟寒暄過後，牟師即說：“元白，您在寫畫，也寫一張給萬雄吧？”啟老聽了二話不說，就放下先前寫的畫，問我要畫什麼？我當時感覺突然也很茫然，不知所措，靦腆得很，不懂得回話。啟老也不再問，揮筆給我畫了一叢朱竹。啟先生這張畫是我受書畫家饋贈的第一張畫，二十多年來一直掛在家中，未置換過。自此而後，承牟師囑咐，每回到北京，定要代他拜候啟先生。為弟子者，為老師服其勞，在我們這一代，尚視之為理所當然。最初幾年每到北京拜會啟老，成了我應盡的責任。啟功先生也會隨時接見，自是他與牟師的交情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