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啟老認識後，我服務的香港商務印書館在一九八五年出版了他的《論書絕句》，一九九一年出版了他的《漢語現象論叢》，這兩本書日後在內地有出版，初版是在香港。後一本書的出版是我向他約稿的。我拜讀他的一些討論漢語語法的文章，再在座談間聆聽到他對漢語特性的一些看法，雖然在漢語這門學問我少所認識，憑著出版人的職業敏感，覺得他對漢語語法，研究方法能另出蹊徑，別有見解，與主流研究者看法迥異，很有出版傳播討論的價值。對此種出版的書緣，啟老屢屢道及，雖然是小事一樁，可見他的秉性與為人。多年後，在《啟功叢稿·論文稿》前言也說“曆年教書，俱屬古典文學。教古文之第一步，實為譯古語為今語，於是有探索詩文古今語法之作……其後探索漸多，陳萬雄先生囑輯有關漢語之論文，經香港商務印書館為刊《漢語現象論叢》”。
其實我最為得意的，是勸請啟老撰寫了《說八股》一篇文章。八股文功過好壞，到底是影響中國文化和社會好幾百年的文體，影響曆史不淺。自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以來，“八股文”一直成為文化思想界以至社會大眾，攻訐舊文化之焦點，口誅筆伐不遺餘力，甚於洪水猛獸了。幾十年來“八股文”一詞，雖日騰於人口，然對其來龍去脈，能了解者幾稀矣。於是經多次勸說，終得啟老出手，撰文論述，究其原委，探其結構，評騭其得失，不致日後湮沒無聞。稍後的一九九四年由北京中華書局結合啟老、張中行先生和金克木先生諸文，彙編成《說八股》一書，這是後話。我勸說啟老撰寫該文的用意，因此書的出版而更完備了。《漢語現象論叢》出版後，啟先生對該書腰封上書內容介紹的一句說他善作八股文，一句話，特別寫信給我，說“初版時編者有一條介紹本書之按語，印在封皮包頁封底折迭部分（專名稱恕叫不出來），有一句話說作者是作八股文的高手，稍覺失實。功生於民國元年，距廢八股時已數年，何能承過譽？是以再版時亦希望有所修改。附修改之措詞……”，這是該書出版的一個可資助談的掌故。這是啟老與我在出版上的書緣。
從一九八二年認識啟先生後，每次到北京，隻要時間許可，或啟先生在京，我總會到北師大紅四樓拜訪啟先生，每回總談兩三個小時。除談書藝學術外，啟老與我閑聊的話題很廣泛，或者以我不懂藝術和語言文字之故。啟先生雖然是一位藝術家、學者和教育家，閑談中，我總覺得他很關心社會人心、政情狀況、文化動向及以至海外國際動態，談及這些話題，他很健談，也很動情，說到激動處，聲容並茂，從中得見他心內蘊藏強烈的憂國憂民、關心社會人心的情懷。晚年，找啟先生的人，可說是絡繹不絕，門檻為之斷，他遂有想盡辦法躲避的各種逸事。晚年的他苦惱不過的是各種世情酬酢的纏繞，難得清靜。一次我到他府上拜訪，剛坐下，老人家就主動說起我在工作上剛處理了一件棘手的事，並連聲說：“隻能如此處理！隻能如此處理！”真讓我感動得要掉眼淚。一位遠在北京的老人家，對一個晚輩遠在香港的工作，竟然關注到，已令人感動。加上處理此事期間，我嚐盡委屈，一直鬱悶心中，今得老人家的言語上的寬慰，感動之外，鬱結亦為之一消。
二、我想起啟老的一些事情
關於啟老的行誼風範，認識他的人都有切身的體會和不同的感動。近年出版的幾本關於他的著作，對此也多所論述。這裏我就當下記憶所及的幾件事說說，作些補遺，也以見該等記述並非溢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