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獨掌吏部大權
皇太極在加強皇權，推進滿族封建化過程中，立六部是重大舉措。因在六部中將六位小貝勒送上權力寶座，用以取代三大貝勒，成為皇權衛士，有利於加強皇權統治。其中多爾袞獨掌吏治大權最為明顯。他剛上任時，各官上朝“坐立無序、尊卑紊亂”。從國家製度建設程度表明，尚帶有草莽色彩。其後，按皇太極改革步伐，他大體作了四項工作。其一，對六部官製進行調整。崇德三年(1638年，崇禎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將吏、戶、禮、兵、刑、工各部及都察院、理藩院，各設理事官6員，主事2員。其二，整頓朝班。定各部官員品級，分別服色，凡元旦朝賀行禮，“八旗諸貝勒，獨列一班行禮，外國來歸諸貝勒大臣次之，八旗文、武官員再次之，各照旗序行禮”。天聰六年(1632年，崇禎五年)初，朝班整頓已大體有序。其三，對官員考核。經過多年對內三院文人考核，分別給予如下獎勵:“三等甲喇章京希福，原係國史院承政，升為二等甲喇章京，授為弘文院大學士。三等甲喇章京範文程，原係秘書院承政，升為二等甲喇章京，仍為秘書院大學士。升二等甲喇章京鮑承先為秘書院大學士。舉人剛林原係國史院承政，升為牛錄章京，仍為國史院大學士。其頂戴服色及隨從人役，俱與梅勒章京同。授羅碩、羅繡錦為國史院學士，其詹巴仍為秘書院學士。授郎球、王文奎為弘文院學士，彼等頂戴及隨從人役，俱與甲喇章京同。恩格德依，原係秘書院舉人，著同此九人出入辦事。”總之，多爾袞任吏部貝勒14年之久，受到多次表彰。天聰七年(1633年，崇禎六年)十月初十日，六部中三部受表彰，三部受批評。皇太極以吏部“盡心辦事，不煩予慮”，讚揚多爾袞等。
從上述事實中不難看出三個問題:其一，多爾袞從六部設立始握有官吏考核、升遷、處罰等大權。其二，表明多爾袞在皇太極身邊起臂指作用，受到高度信任。其三，他能充分理解改革旨意，跟得很緊。
(四)加強皇權一統
先汗給皇太極留下的攤子是八分局麵，皇太極經過八九年努力，才將權力有所統一，國家機器進入正常運轉軌道。
(1)八家分權
八家分治，主要是四大貝勒分權，法製不健全，朝綱不肅。國家行政運作有三大弊端:其一，皇太極雖然七歲受父命讚禮家政，事無巨細，井井有條。年長之後，閱曆日深，聰明過人，辦事“通權達變”。然而，掌政後受諸大貝勒牽製，常常“每出己見”，事多猶豫，甚至“朝更夕改，有始無終”。阿敏死後，他能指揮八旗，而代善和莽古爾泰同樣可以指揮，即“八旗如上及兩大貝勒不加麵諭，以專委任，勢難統禦”。從天聰元年(1627年，天啟七年)正月初一日起，朝廷內外，皇太極與代善、阿敏、莽古爾泰三大貝勒並坐，時人稱作“四尊佛”。皇太極以兄禮敬重三大貝勒，朝中大臣、外藩蒙古先跪汗，再跪三大貝勒。漢官們上疏批評八家分治為“狃著故習”。說皇太極“雖有一汗之虛名，實無異整黃旗一貝勒”。阿敏判罪後，皇太極改為“南麵中坐”，右側代善，左側莽古爾泰。天聰六年(1632年，崇禎五年)，莽古爾泰判罪，皇太極才以汗的身份“麵南獨坐”。
(2)依法治國
八家分治使國家重大事情難於決斷。漢官責備皇太極缺乏先汗“果斷剛決”精神，希望他學習先汗“生死予奪之權，一刻不許旁分”。其實，皇太極何嚐不願意如此?是汗父不立嗣子，推行八分所致。那種“賞不出之公家，罰必入私室，有人必八家分養之，地土必八家分據之，即一人尺土貝勒不容於皇上，皇上亦不容貝勒，事事掣肘”的局麵，隻能慢慢改變。
好在皇太極有他的優勢，自幼“性嗜典籍”，早就發現“大明律好”，即位伊始抓緊法製建設，抑製三大貝勒權限。他大體采取兩項措施:其一，以關心諸兄為口實，取消先汗四大貝勒“按月分直”製度，由諸位小貝勒取代。其二，參照大明律，即“參漢酌金”，加強立法。多爾袞改革吏製，即是法治的一部分。這些法律製度，主要是推進封建化，為加強皇權服務。所謂“國家創立製度，所以辨等威，昭法守也”。將官民分清尊卑、等級，是這個時期法製建設中心內容。分宗室藩王爵為六等:和碩親王、多羅郡王、多羅貝勒、固山貝子、鎮國公、輔國公;定府製、官品、服飾等製度。並用法律作保證，如果“有不遵定製，變亂法度”者，嚴法懲治，“若王、貝勒、貝子等犯者議罰，官員犯者幽係三日議罰;庶民犯者加號八日，責而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