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皇太極曾對代善關心備至，但阿敏、莽古爾泰等人罪行被揭發後，代善與皇太極關係逐漸冷漠。史家常常將責任歸咎於皇太極壓抑代善。但從實而論，代善主要是違背皇太極改革方略。其表現在三個方麵:其一，反對皇權和封建化進程。代善拒絕從國家考慮，事事偏護本旗;輕慢皇上;誣稱皇上侍衛超編;對黃旗執勤不滿，向多爾袞發牢騷;頻頻宴請莽古濟格格;失誤朝期等。皇太極所說的:“國中有嫉妒不良之人，難以化悔”，批評他們對於“創立製度，以辨等威，乃三年以來，竟不遵循”。甚至“見國中有慶，則神詛色變;見國中有禍，則心悅色喜，是與忌憚逆者無異矣”。這些話主要針對莽古濟格格和代善等人，並點名批評代善:“朕所愛者而彼惡之，朕所惡者而彼愛之，豈非有意離間乎。”其二，皇太極改革的重要內容是國體改革，承認並提高漢官、漢民地位，提出“養人”政策。代善不識政治大局，吝惜財力，常常使旗下官民“衣食不足，不能聊生”，而前往求助於汗。皇太極無奈，隻好“潛給衣食而遣之”。特別是不能善待漢官，直接影響征服中原大計。副將劉愛塔(劉興祚)，逃往明朝，就是代善“虐待”有關。拒絕迎娶察哈爾大福晉也是同樣的問題。其三，不識大體消極怠戰。早年代善是一名英勇善戰的將領，攻取烏拉部，占領撫順城，如果不是代善積極主戰，統一東北之戰將要滯後。而皇太極執政以來，代善在征服遼西、中原的戰爭中既無成謀，也無戰績。在出兵中原的路上，同莽古爾泰合謀“堅執欲回”。針對代善種種罪過，眾貝勒多次議罰，皇太極都盡力為之解脫。
這裏值得注意的是對三大貝勒處置中，多爾袞三兄弟作為議政王，為母複仇，正當其時，無不大快其意。處罰阿敏時諸貝勒意見一致，將阿敏幽禁致死。處分莽古濟格格和莽古爾泰諸子時，阿濟格、多鐸等貝勒，無不“皆怒”，施以重判。崇德三年(1638年，崇禎十一年)五月十三日，濟爾哈朗以代善正紅旗下出征時，先後有覺善、宜希達犯罪，特別是恩科事後仍為代善多留護衛等事辯解，而同多爾袞迎合皇太極，欲處置代善。他們的目的是“揣摩君心，希圖求寵”，企圖加重說明代善“不樂國政”。同年，因為正黃旗值班缺勤，轉令正紅旗頂替，代善十分不滿，當著多爾袞麵發泄。多爾袞通報諸王、貝勒、貝子、固山額真、議政大臣等，趾高氣揚地說，“遣人之事，原聽該部相其人而用之，今王不悅，豈另有一部耶”。遂議罰銀500兩，撥出部下5牛錄，並將正紅旗下相關官員問斬。皇太極想到兄長已56歲高齡，隻好以息事寧人態度，商議說“禮親王年邁顛倒”，姑赦其罪。事實表明，多爾袞三兄弟借用皇權在處置三大貝勒過程中，有落井下石之嫌。
(4)建國大清
天聰九年(1635年，崇禎八年)十月十三日，皇太極宣布本民族改稱滿洲。由於察哈爾蒙古歸降，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來投，並得到林丹汗傳國玉璽，十二月二十八日，弘文院大學士希福、剛林等人疏請上尊號。皇太極再三推辭，一則認為:“未見天意，何可輒受大名，倘蒙天佑，得有四海，大業告成，受之未晚。”二則對國內各旗貝勒中的不同聲音十分關注。以希福為代表的內院文臣同皇太極關係密切，深知他對目前稱尊顧忌所在。於是，倡導:“今眾貝勒各誠心盟誓，各修其身，願汗立受大名，則君臣之分自定矣。果爾修身盟誓，汗自當受大名也。”在諸貝勒盟誓中，強調兩點，其一，要求忠於皇上，不得起“不良之念”;其二，凡是貝勒議論國事，不得告訴“妻子及閑散員役”，通過盟誓而定君臣之分。實際上，皇太極是通過內三院希福、剛林等人活動，統一諸貝勒認識，正式確定自己皇位。經過數月在中外進行宣傳、組織活動，基本就緒。天聰十年(1636年，崇禎九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極稱帝，國號大清，年號崇德，是為崇德元年。多爾袞因緊跟皇太極，積極擁護各項改革政策，被封為和碩睿親王，除禮親王代善、鄭親王濟爾哈朗外，已位居執政貝勒第三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