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賢明貝勒
皇太極國體改革是其政治改革的重中之重，他改變了先汗歧視性民族政策。誠然，先汗曾優待過漢人，晚年對自己的錯誤政策也有所調整。但他深藏在內心的狹隘民族主義思想，嚴重地妨礙了他事業的發展。他有一段典型的民族主義言論，即天命八年(1623年，天啟三年)五月二十四日諭令諸貝勒:“我國之諸貝勒、大臣，皆圖個人暢快清閑，我殊為爾等憂慮，當唾爾等之麵耳，爾等不明審斷之法也。何故將旁立授首之漢人，與我諸申等同看待?倘我諸申犯罪，當問其功，論其勞，稍有口實，即可寬宥之。漢人乃生還之人，若不忠心效力，複為盜賊，怎可不滅其族，而杖釋耶?至於由費阿拉與我等同來之漢人，亦一體審斷之。”盡管這裏將赫圖阿拉時期的舊漢人與遼沈時期的新漢人加以區別，但作為國家領導者不可奉行民族自私和不平等政策。其晚年國勢衰敗，就在於指導思想錯誤。
(1)滿漢一體
皇太極即位伊始，首先提出滿洲、蒙古、漢人，“不分新舊，視之如一”，特別強調:“滿、漢之人，均屬一體。凡審擬罪犯、差徭公務，毋致異同”等民族平等思想。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向全民宣布嚴禁訐告製度，贏得漢民之心，致使“民皆大悅”。崇德三年(1638年，崇禎十一年)七月十六日，他在民族關係方麵曾有一段經典論述:“若滿洲官庇護滿洲，蒙古官庇護蒙古，漢官庇護漢人，彼此不合，乃人臣之大戒。譬諸五味，止用酪則過酸，止用鹽則過鹹，不堪食矣。惟調和得宜，斯為美耳。今滿洲、蒙古、漢人彼此和好豈不善哉。”根據他的論證，漢官地位提高、責任心增強，並讚其政策為“陶鎔滿漢”之策。
(2)以人為本
皇太極以人為本思想，是針對漢人，以征服中原為出發點。其意是滿洲人太少，且有用之才不足。所以他在三部分漢人中下很大苦功。其一，在遼明朝將領。眾所周知，天聰五年(1631年，崇禎四年)明朝總兵祖大壽在大淩河城被困投降。皇太極接受其建議，放他回錦州，以行獻城之計。而祖大壽走後變卦。皇太極無奈，多次發兵圍錦州，要求他出城相見。祖大壽拒絕。但皇太極毫不氣餒，在信中仍切盼他來歸。信中說:“朕之所以愛將軍者，因我起自東陲，但知軍旅之事，至於養民馭兵之道，實所不知，山川地勢之險夷，亦多未諳，倘得傾心從我，戰爭之事我自任之，運籌決勝，惟將軍指示。”其屈尊求賢若渴的精神，充分反映他是胸懷大略力圖治國的明君。崇德七年(1642年，崇禎十五年)，鬆山、錦州先後為清軍占領，大學士兼薊遼總督洪承疇被俘，誓死不屈。皇太極千方百計地勸降，甚至自“解貂裘以賜”，苦苦規勸55天。洪承疇深為感動，從心裏認識此乃“真命世之主也”，終於投降。當時滿洲諸貝勒，對於慶賀洪承疇投降設百戲，大有“不悅”之色。皇太極說:“‘吾儕櫛沐雨者何為。’眾曰:‘欲得中原耳。’上笑曰:‘譬諸瞽者，獲一前導，安得不賀也。’”他的主要指導思想是“收得一二賢能之人，堪為國家之助，其利賴寧有窮也”。上述事實是皇太極在明朝高級將領方麵下的苦功。其二，漢族知識分子。在設六部、改文館為內三院、設都察院等諸多衙門中，吸收大量漢族知識分子參政。為得到真才，用以治國，不惜從奴隸中選拔。清初占有滿官名額，實際是漢人的大學士寧完我，原來是貝勒薩哈廉的家奴，因通文史，被“擢置文館，參與機務，授為二等甲喇章京，準襲六次，賜莊田奴仆”。當時，稍有才華的生員，都受到較優厚待遇。至少要免去差徭。天聰六年(1632年，崇禎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八旗教習有16人免丁，文告說:正黃旗黃昌、舒芳，鑲黃旗董世文、孟繼昌、劉泰，正紅旗吳義寧，鑲紅旗陳楚賢、水英卓，正藍旗於躍龍、李度，鑲藍旗劉養性、王世選，正白旗齊國鍾、霍應選，鑲白旗董敬書、李維煥等16生員，因有丁差牽累，各免二丁之徭役。這是皇太極在漢族知識階層中下的苦功。其三，漢族人民。以漢族百姓是後金國“羽翼”，使其“衣食贍足，毋致失所”是皇太極的重大決斷。天聰四年(1630年，崇禎三年)四月，他說，“金銀幣帛雖多得不足喜，惟多得人為可喜耳”。他四次派兵入關掠奪人口多達百萬計，與這種思想不無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