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養民政策
皇太極在學習中國傳統治國經驗中，得知“治國之要，莫先安民”的道理，鑒於後金漢人受民族壓迫，不堪忍受，紛紛逃亡的具體情況，他宣布放寬逃人法，規定:“我國中漢官、漢民，從前有私欲潛逃及令奸細往來者，事屬以往，雖首舉，概置不論。”這個政策起了重要安民作用，以致“漢官、漢民皆大悅，逃者皆止，奸細絕跡”。並將處於奴仆地位的漢人，與滿洲人分開，“編為民戶”，受到漢民歡迎。然而，皇太極並不滿足於安定現有漢民，而是希望更多地招徠。這就需要向外“播仁善之風”，吸引明朝境內漢人知道後金國“好養之德”，從而“皆慕朕矣”。可是，先汗屠殺政策，壞名遠揚。為挽回漢民的不信任，他公開對往昔發生的事表示“心亦甚悔”，貝勒嶽也在各種場合對殺人表示“不勝追悔”，努力宣傳現今:“敦行禮義，治化一新，養民愛士，仁心仁政。”同時，采取具體措施，不許諸貝勒需索漢官家財等。養民政策關乎中國最大民族的離合、國家政權是否穩固的大政方針，天聰年間基本實現“漢人安堵”之局，多數漢人“鹹頌樂土”。正是因為推行養人政策，致使“遐邇仰慕”，孔、耿、尚渡海來歸，察哈爾舉國入降，都希望皇太極“蚤統大業，共享太平”。這是其民族政策的重大勝利。
(4)賢明貝勒
皇太極積極貫徹養民政策，其中對大淩河投降漢官待遇是最具典型的例子。如令諸貝勒給漢官莊屯、給予婚配、高官五日一大宴，分擔重要職務等。一時形成風氣，人們承認朝廷“豢養漢官之恩，比金官之典極隆極厚”。同時，諸位貝勒和在朝官員是否善於豢養漢官、漢人成為考核標準。皇太極明確指出:凡新舊窮苦之民“本主給之衣食，俾皆得所，如此方可謂賢”。換句話說，善於養人的貝勒謂之賢貝勒。然而，並非所有的貝勒都讚同皇太極政策，所以皇太極曾不滿地說:“嗣後，若仍然不愛養人民，朕亦弗事遠圖，惟有閉門獨處耳。”其中代善在養人問題上表現不佳，致使正紅旗人常有“衣食不足，不能聊生”。在諸貝勒中隻有多爾袞成為賢貝勒。天聰五年(1631年，崇禎四年)十一月，有大淩河投降副將張洪謨，皇太極認為是“佳士”，並當眾說:“佳士當付與賢貝勒養育，墨爾根戴青善於養人，舉動皆合朕意，故以與之。”崇德七年(1642年，崇禎十五年)八月初十日，努爾哈赤姨母之子布山，因犯罪監禁10年放出，也“令其於和碩睿親王門下行走”。事實表明，多爾袞是皇太極各項改革大政方針的積極支持者。所謂“舉動皆合朕意”的評價，證明他跟得很緊。
(三)剔除不良風俗
皇太極振興文治十年，在後金(清)國掀起學習漢族文化新潮，有如一股洪流，對本民族固有文化產生嚴重衝擊。同時，也有力地推進其文明發展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