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在1848年冬天，沙佩爾、莫爾、鮑威爾、埃卡留斯等人在倫敦建立了共產主義者同盟新的中央委員會，修改了同盟章程，用“建立統一的不可分割的社會共和國”這個含糊的要求代替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正式通過的盟章中關於“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統治，消滅舊的以階級對抗為基礎的資產階級社會和建立沒有階級、沒有私有製的新社會”的明確目的。1849年春，沙佩爾、莫爾等先後回到德國，進行重建同盟的嚐試。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當時重建同盟的條件還不成熟，修改後的同盟章程“原則性的條款軟弱無力”，[28]不能接受。重建工作沒有取得任何積極成果。
1849年底以前，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活動陷於停頓。在運動中，一些盟員光榮犧牲，許多盟員被捕入獄；有的人脫離運動，有的人由於地址變動和其他原因與組織失去聯係；還有不少地方組織和盟員認為，秘密結社的時代已經過去，現在隻要進行公開活動就行了，因而削弱以致斷絕與同盟中央的聯係。同盟這個從前堅強的組織大大削弱了。
經過1848-1849年革命鬥爭考驗的許多優秀盟員，迫切要求改變組織渙散狀況。同盟積極活動家列斯納在1849年11月5日寫信給鮑威爾，向他報告科倫支部的工作，詢問有關同盟組織的情況，要求同盟中央給予必要的指示。他說：“我是根據這裏支部的委托給你寫信的。我們問您，同盟是否還存在？它是否還要改組？請盡快寫信通知我們，好讓我們知道我們的處境如何，以及我們應當做什麼。我們還在定期聚會，我們是按照在我們看來最適合於當前情況的做法而行動的。此外，每周我們都召開十人到十二人的小組會，我們把在同盟中工作最努力的、最優秀的盟員派去參加。當同盟重新鞏固起來的時候，我們很快就會找到所有我們需要的人。不過，我們認為，您那裏或許有了一個新的組織，或者這個組織正在建立中，這樣，我們很快地便會得到詳細的說明了。”[29]
馬克思、恩格斯到倫敦後，很快著手改組同盟。1849年9月，馬克思在倫敦重建同盟中央委員會。當時還在瑞士的恩格斯被選為中央委員。他在11月到倫敦後，立即投入改組同盟的工作。參加中央委員會的還有鮑威爾、埃卡留斯、普芬德、維利希和施拉姆等人；沙佩爾在1850年夏天到倫敦後也被選進中央委員會。
為了使工人政黨盡量有組織地、盡量一致地和盡量獨立地行動起來，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必須從理論上認真總結1848-1849年革命的經驗教訓，統一盟員的思想。為此，他們在1850年春創辦了《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起草了《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為改組同盟做了大量工作。
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3月底起草的第一個《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以下簡稱《告同盟書》）中，分析了同盟的狀況，闡述了革命的形勢和任務，提出了無產階級黨在即將來臨的革命中的策略，是一份極其重要的文件。
《告同盟書》用唯物主義曆史觀分析了德國革命的性質。馬克思、恩格斯指出，1848-1849年的革命，由於資產階級的背叛和小資產階級的動搖妥協而失敗。革命的任務一個也沒有完成。即將來臨的革命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實現國家統一仍然是革命的首要任務。無產階級必須堅持建立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國，反對以地方自治的聯邦製代替中央集權製，因為革命活動隻有在集中的條件下才能發揮自己的全部力量。雖然工人階級不可能提出純粹共產主義的措施，但是應當迫使取得勝利的資產階級盡可能多地觸動資產階級社會各個方麵的製度，為未來社會主義革命創造條件。
為了製定無產階級革命策略，必須了解德國社會各個階級的狀況及其對待革命的態度。《告同盟書》指出，德國資產階級雖有反封建的要求，但卻極端敵視無產階級；在革命運動中，他們寧願與封建反動勢力結成聯盟，而不願依靠人民的力量；隻要一旦掌握政權，他們就會利用這個政權來反對工人，迫使工人回到從前被迫害的地位。德國小資產階級希望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消滅農村封建製度，消除大資本對小資本的壓迫；但他們並不要求改變資產階級剝削，隻企圖在保持資產階級剝削製度的基礎上進行一些改良；隻要實現上述要求，他們便趕快結束革命，害怕由於革命繼續前進而影響他們的地位；總之，他們根本不願為革命無產者的利益而變革整個社會，隻是想使現存社會盡可能讓他們感到滿意和舒服。德國無產階級不以完成民主革命為滿足，決心“不間斷地進行革命，直到把大大小小的有產階級的統治都消滅掉，直到無產階級奪得國家政權，直至無產者的聯合不僅在一個國家內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統治地位的國家內都發展到使這些國家的無產者之間的競爭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決定意義的生產力集中到了無產者手裏的時候為止。對我們說來，問題不在於改變私有製，而在於消滅私有製，不在於掩蓋階級矛盾，而在於消滅階級，不在於改良現存社會，而在於建立新社會”[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