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魯士反動政府為了迫害馬克思、恩格斯和被捕科倫共產黨人，敗壞無產階級政黨的聲譽，采用盜竊檔案、偽造“原本記錄”、捏造“德法密謀”等等無恥勾當，以“圖謀叛國罪”對十一位科倫共產黨人進行審判。審前扣押長達一年半，開庭時間一個月。在這期間，恩格斯協助馬克思，收集大量揭穿普魯士政府的陰謀、為被捕共產黨人辯護的材料；他還利用自己廣泛的商務往來，維持馬克思與被告辯護律師之間的聯係，使許多揭露反動政府陰謀的證據源源不斷地送到辯護律師貝姆巴赫手中。
盡管普魯士反動政府使用一切卑鄙手段都未能得到科倫共產黨人“圖謀叛國”的罪證，但是，“宣判被告們無罪就無異於宣判政府當局有罪”。[45]因此，政府不顧一切法律準則，蠻橫無理地判處畢爾格爾斯、列斯納、勒澤爾、貝克爾、賴夫、奧托、諾特萊克七人三年至六年徒刑。丹尼爾斯雖被宣告無罪，但由於長期的監獄折磨，出獄後不久就病逝了。
科倫案件宣判後，馬克思發表一部重要著作《揭露科倫共產黨人案件》；恩格斯與馬克思一起發表了《關於最近的科倫案件的最後聲明》，並為《紐約每日論壇報》撰寫《最近的科倫案件》。這些著作和文件，在深刻揭露普魯士反動政府迫害革命者罪行的同時，進一步闡述了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
恩格斯指出，普魯士政府指控共產主義者同盟是圖謀推翻現存政府的陰謀家組織，根本歪曲了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由於各國政府廢除人民的集會權和結社權，使無產階級政黨不得不進行秘密活動。但它既不是一個密謀組織，也不是以推翻現存政府為目的。它抱有更遠大、更崇高的目的。在它看來，推翻現存政府隻不過是即將來臨的偉大鬥爭的過渡階段，當前的任務是團結無產階級，秘密傳播共產主義思想，為最後決戰準備條件。“這一決戰或遲或早將必然在歐洲不僅永遠消滅‘暴君’、‘專製君主’和‘王位追求者’的統治，而且永遠消滅無比強大的極端可怕的權力、資本對勞動的支配權。”[46]共產黨人從來不抱這樣的幻想，似乎任何時候都可以隨心所欲地進行革命。他們認為，階級間的社會對抗是一切政治鬥爭的基礎。1848-1849年革命表明，無產階級不能在推翻封建統治製度以後直接掌握政權，而必須讓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去當政，然後才通過不斷鬥爭建立自己的政權和消滅雇傭奴隸製。因此，共產黨人的秘密組織不能抱有推翻德國現存各邦政府的直接目的。共產黨人采用秘密方式傳播共產主義思想，與陰謀活動毫無共同之處。因此，普魯士反動政府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把共產主義者同盟作為陰謀家組織加以治罪。
恩格斯列舉大量事實，揭露普魯士反動政府為了達到迫害無產階級政黨及其活動家的目的，不惜進行各種卑鄙的勾當。他們用來作為“罪證”的所謂《倫敦共產主義協會的原本記錄》，就是無恥捏造的典型。這本出自警探格萊夫、弗略裏和希爾施之手的虛構陰謀家組織的虛構中央委員會的虛構會議的虛構報告，內容荒唐。沒有一個名字是確實的，沒有一個姓是真有的；洗禮時本來命名為威廉的人，在這裏被改名為路德維希或卡爾；有些人明明住在英國其他城市，卻被說成在倫敦發表演說；一個剛會寫字的工人竟成了記錄之一，並以記錄身份簽了名；更荒唐的是：“他們所有的人發表意見時都被迫一律用也許是普魯士警察派出所的語言，但決不用多半是由在本國享有盛名的著作家組成的那個協會的語言發表意見。”[47]這種捏造是如此漏洞百出，以至於警察頭子施梯伯都不得不認為它是一個“倒黴的本子”。警察當局每一種無恥勾當被揭穿之後，又會幹出五六種新的無恥勾當。
普魯士反動政府雖然未能拿出曾經大肆渲染的所謂聞所未聞的陰謀的確鑿材料，但總算物色了一批從來沒有在萊茵省露過麵的陪審員：其中有6個是反動貴族，4個是金融貴族的代表，2個是高級官員。恩格斯指出，這些十足的反動分子在思想上仇視共產主義，在政治上受到很大壓力。因此，他們完全不顧事實，判處被告有罪。這個“特權階級的等級法庭”完全是對手無寸鐵的無產階級的階級報複。正如馬克思所說：“萊茵的貴族和萊茵的資產階級用自己的判決：‘有罪’來應和法國資產階級在12月2日以後所發出的狂吠：‘隻有盜賊還能拯救財產；隻有違背誓言還能拯救宗教；隻有私生子還能拯救家庭；隻有混亂還能拯救秩序！”[48]如果說，在科倫案件中，普魯士反動政府徹底破壞了刑法典的一切法律，那麼，萊茵的貴族和資產階級則徹底出賣了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