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中的大人物都是一些不學無術而又自命不凡的家夥。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以金開爾、盧格、維利希、司徒盧威為代表的流亡中的大人物，不認真研究革命問題，不從事實際的革命工作，唯一的本領就是胡吹瞎扯、誇誇其談、鉤心鬥角、爭權奪利，整天在“杯中樂融融、煙霧騰騰起”的酒店政治中神氣十足地議論所謂國家大事和革命勳業，為了虛無縹緲的政府職位而爭吵不休，把卑鄙無恥當做最高的美德，把毫無原則當做最高的信仰，把廢話連篇和無所作為當做創造世界曆史的偉大動力。這堆人類渣滓愈是沒有能力完成任何實際工作，就愈是需要熱烈地從事不切實際的、毫無益處的活動，非常誇張地宣布想象的活動情況、想象的政黨、想象的戰鬥和想象的利益。他們愈是沒有能力真正喚起新的革命，就愈是不得不在想象中考慮未來革命的可能性，老早就分好了政府位置，並且預嚐了當權的滋味。這就充分暴露了他們醜惡的靈魂。
從1851年開始，流亡中的大人物分裂為兩個對立的集團：以金開爾為首的流亡者俱樂部和以盧格為首的鼓動者協會。他們在歐洲和北美的德文報刊上展開了熱鬧非凡的唇槍舌劍。馬克思、恩格斯無情地揭露和嘲笑這夥爭名奪利之徒的無恥行徑，指出在他們看來無比偉大的互相傾軋不過是一場老鼠與青蛙之戰：
誰使這架小小的豎琴發出響聲？
那是我吸取振奮人心的詞彙的泉源，
為的是我能夠用鮮明的色彩，
來描寫世界上從未見過的戰鬥。
同命運注定要我歌唱的這次戰鬥相比，
一切以往的戰鬥都隻是大宴會上的花朵：
因為一切有不可思議的勇敢精神的人，
都在這次光榮的戰鬥中拔劍相鬥。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這夥互相爭鬥的英雄，其實都是一丘之貉，沒有本質不同。他們的爭吵，不過是為了在彼此的攻擊中顯示自己的重要性；“他們熱烈希望的隻有一件事——使德國國內顯現出一片死寂的沉靜，好讓他們的聲音在這片死寂的沉靜中顯得更響亮；使公眾的覺悟水平極度地降低，好讓甚至像他們這樣的人也可以成為出類拔萃的偉人。”[27]
馬克思、恩格斯集中力量批判了在流亡者中大肆活動、對革命事業危害極大的金開爾、盧格、維利希、司徒盧威等人，把他們的醜惡靈魂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肅清他們在公眾中的影響。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被德國庸人捧上了天的“英雄”金開爾，實際是一個出賣革命事業的叛徒。這個裝腔作勢、多愁善感的無聊詩人，投機成性、利欲熏心、毫無氣節。他在巴登起義中被俘以後，立即背叛革命，向普魯士反動政府屈膝投降，在軍事法庭上公開聲明自己不是革命者，大肆吹捧“普魯士親王殿下”，表示對反動統治者忠心耿耿。特別可恥的是，他竟然出賣被俘的前普魯士士兵，指責他們用“在為祖國服務時可能獲得的軍事知識來反對祖國”。他還向法庭提供革命黨的計劃，但聲明自己與這些計劃毫不相幹，乞求敵人的饒恕。對於這樣一個無恥的叛徒，在德國不僅沒有遭到譴責，反而博得普遍的讚揚和同情，成為庸人心目中的“偉大的蒙難者”。馬克思、恩格斯一針見血地指出：金開爾之所以偉大並不是由於他所做的一切，而是由於他沒有做的那一切；並不是由於堅強和反抗，而是由於軟弱和恭順。
阿爾諾德·盧格是玩弄陰謀詭計的老手。流亡倫敦初期，他編造謊言，無中生有地對馬克思、恩格斯進行誹謗。馬克思、恩格斯指出，早在40年代中期就敵視無產階級的盧格，是一個不學無術的學者，把剽竊當做“最高智慧”和“正直寫作”的作家；他由於無知而做了蠢事，卻能毫無愧色地把蠢事當做獨特的創作來誇耀；他經常陷入不可解脫的矛盾，卻能心安理得地用荒唐的借口替自己擺脫困境；在理論家麵前，他為了掩蓋自己思維方麵的弱點而裝扮成埋頭實際的人；在實踐家麵前，他又把自己在實踐方麵的無能和有始無終裝扮成理論思想上的最高成就；他把小市民的庸俗習氣當成美德，把醜惡的利己主義捧為自我犧牲的榜樣，把怯懦描繪成最大的勇敢，把卑鄙變成了高尚，而粗魯放縱的舉止則被說成是坦率和心情舒暢的表現。總之，“一條把哲學中、民主中、首先是空話中的一切矛盾奇妙地混合在一起的陰溝，一個一身集中了一切道德上的缺陷、一切卑鄙下賤的品質、既狡猾又愚蠢、既貪婪又遲鈍、既奴性十足又傲慢不遜、既虛偽又像一個被解放的農奴、像一個村夫一樣樸實的人、庸人和空想家、無神論者和空話的信仰者、絕對的不學無術者兼絕對的哲學家”，[28]這就是盧格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