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偉大友誼的榜樣
馬克思、恩格斯從1844年在巴黎會麵以後建立的深厚友誼，經過1848-1849年革命鬥爭的嚴峻考驗而更加牢不可破。政治和理論觀點的完全一致，為他們的友誼奠定了牢固的基礎。在從事無產階級解放鬥爭這個“合夥的事業”中，他們始終互相支持、緊密合作，既分享鬥爭勝利的喜悅，也分擔革命失敗所帶來的災難。他們的親密關係，是革命友誼的光輝榜樣。
無論從事政治鬥爭或理論研究，兩位革命導師都具有崇高的品質、卓越的才智、堅強的毅力和偉大的獻身精神。雖然他們都在自己的崗位上對革命事業作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但恩格斯總是謙虛地說，馬克思是第一提琴手，能夠在四十年時間裏同馬克思並肩戰鬥，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
在共同的事業中，兩位革命導師作了有計劃的分工。馬克思主要從事經濟理論研究，恩格斯則把精力放在軍事學、語言學和自然科學等方麵。但他們總是密切合作，協調一致。凡是重大的政治和理論問題，他們都要共同討論，取得一致的看法。
由於謀生的需要，兩位親密的戰友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裏，被迫分居於不同城市，“不能同生活，同工作，同談笑”。[1]但他們也有自己的補償方法。這就是從不間斷的通信。在曼徹斯特與倫敦之間，書信往來十分頻繁，有時是一天一封或一天數封，或者是每周一封。當馬克思遭受貧困的熬煎，情況極壞的時候，恩格斯的來信，對他是極大的慰藉，使他勇氣倍增，精神振奮。[2]有一次，通信中斷了幾周。焦急不安的馬克思寫信問恩格斯：“你是在哭還是在笑，是在睡覺還是醒著？最近三個星期，我往曼徹斯特寄了各種各樣的信，卻沒有收到一封回信。”[3]隻要情況允許，他們就爭取在一起歡聚幾天，共同討論問題，互相傾訴衷腸。馬克思、恩格斯相互之間的通信，研究了當時許多重大的經濟、政治、軍事和外交問題；探討了哲學、經濟學、曆史學和各種自然科學理論：評論了許多重要的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現在保存下來的一千多封書信，是馬克思主義寶庫的珍品。
長期的分離雖然給他們的思想交流造成很多困難，但決不能阻擋他們共同從事緊張的精神勞動。這個時期他們的許多論著，有的是共同擬訂提綱，研究內容，一起完成的。例如《流亡中的大人物》是他們兩人於1852年5-6月間在曼徹斯特共同撰寫的。有的是內容確定以後，由兩人分別完成的。例如《揭露科倫共產黨人案件》由馬克思執筆，《波河與萊茵河》則由恩格斯撰寫。有的是兩人共同寫作的。他們還互相為自己朋友的論著提供資料，撰寫部分內容。馬克思撰寫論戰性著作《福格特先生》時，恩格斯積極提供有關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曆史資料，並為該書添寫一些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評論。
為了保證馬克思集中精力從事經濟理論研究工作，恩格斯主動承擔撰寫報刊論文的任務。1851年8月，馬克思接受英國資產階級進步報紙《紐約每日論壇報》的邀請，擔任該報駐英國通訊員。這個工作對馬克思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麵，他可以通過這份在美國銷路很廣、影響很大的民主報紙，發表自己對於各種重大政治、經濟事件的評論，衝破歐洲資產階級的思想封鎖；另一方麵，也可以取得一定的收入，解決“謀生的迫切需要”。[4]恩格斯讚同這個計劃。但當時馬克思正在緊張地從事經濟學研究工作，隻好請恩格斯代為撰文。8月8日，他寫信對恩格斯說：“如果你能用英文寫一篇關於德國局勢的文章，在星期五早晨（8月15日）以前寄給我，即將是一個良好的開端。”[5]恩格斯這時也十分忙碌。但為了幫助馬克思，還是把任務答應下來，並且很快寄出連載論文《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的第一篇。這組由馬克思署名共包括19篇的論文，全部出自恩格斯的手筆。當時無論編者和讀者都以為作者就是馬克思。直到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發表後，文章的真正作者才為世人所知。除了這組著名論文外，馬克思在這家報紙上發表的論文中，大約有一百多篇是由恩格斯撰寫的。
50年代初期，馬克思還未掌握英語；他自己為《紐約每日論壇報》撰寫的文章，需要請恩格斯翻譯。許多個夜晚，恩格斯都花費在翻譯工作上。1852年10月4日，他寫信對馬克思說：“要替你翻譯全篇文章，我的身體不行。我是今天早晨收到文章的。整天在辦事處，腦袋都忙昏了。今天晚上七八點喝完茶才把這篇東西讀了一遍。然後動手翻譯。現在是十一點半，我譯到文章自然分段的地方，並把譯好的這一部分寄給你，十二點文章必須送到郵局。因此，你將收到我盡自己力量所能做到的一切。”[6]兩個星期後，他又寫信告訴馬克思：“寄上一篇為德納寫的文章，這篇東西不能在別的地方斷開。如果今天晚上我能整個譯完，我將稍遲一點把其餘部分付郵。現在把這一篇寄出，是為了使你至少及時收到一點東西。”[7]後來馬克思練習用英文寫作，恩格斯又細心地加以指導，幫助修改潤色，為此付出了大量的勞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