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指出，綱領完全拋棄了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原則，這是完全不能容許的。早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就強調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的重要性，認為各國無產階級的聯合行動是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首要條件之一，並發出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偉大號召。無產階級革命就其形式來說是民族的，而就其內容來說則是國際的。恩格斯早在1847年就指出：既然各國工人的“利益是相同的，他們又有同樣的敵人，那麼他們就應當共同戰鬥，就應當以各民族的工人兄弟聯盟來對抗各民族的資產階級兄弟聯盟”[15]。德國工人階級有著光榮的國際主義傳統，在普法戰爭和巴黎公社期間，他們采取了真正的國際主義態度，在歐洲工人運動中處於先導的地位。現在，當各國反動政府正在加緊鎮壓堅持國際主義原則的工人，而各國工人到處都在強調國際主義原則的時候，綱領卻抄襲資產階級和平和自由同盟的綱領，用什麼“各民族的國際的兄弟聯合”的希望代替無產階級的階級聯合和德國工人應盡的國際職責，拋棄了自己曾經在最困難的情況下極其光榮地實行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這是不能容忍的背叛。
恩格斯指出：綱領接受了拉薩爾“鐵的工資規律”，把一種陳腐不堪的經濟學觀點強加在工人政黨的頭上，完全違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根據拉薩爾自己的說法，所謂“鐵的工資規律”就是：“在勞動的供求的支配下……平均工資始終停留在一國人民為了維持生存和繁殖後代按照習慣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實際日工資總是在它周圍擺動，既不能長久地高於它，也不能長久地低於它。如果工資長期高於平均工資，工人生活得到改善，就會刺激人口的增長，從而使勞動力供過於求，迫使工資降到先前的水平；反之，如果工資長期低於平均工資，工人生活狀況惡化，就會使人口減少，從而使勞動力市場供不應求，工資就會上升到原來的水平。”在拉薩爾看來，工人隻能得到維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資，這樣，拉薩爾就把工人工資低微和生活貧困的原因歸結為人口的自然繁殖，而與雇傭勞動製度無關。這個錯誤論點，其論據是反動的馬爾薩斯人口論，其目的是為了維護資本主義雇傭勞動製度。承認拉薩爾這個錯誤的論點及錯誤的論據，在理論上是一個倒退，因為“馬克思在《資本論》裏已經詳細地證明，調節工資的各種規律是非常複雜的，隨著情況的不同，時而這個規律占優勢，時而那個規律占優勢，所以它們絕對不是鐵的，反而是很有彈性的，這個問題根本不可能像拉薩爾所想象的那樣用三言兩語來了結”[16]。
恩格斯指出，綱領把拉薩爾的“國家幫助”作為唯一的社會要求提出來，這對工人政黨來說是不能容忍的自卑自賤。按照拉薩爾的主張，第一步是爭取普選權，把工人選進議會；第二步是爭取工人議員在議會中占多數席位，以便通過國家預算；第三步是用國家預算撥款幫助工人和農民，在工業和農業中廣泛建立生產合作社，消滅雇傭勞動，建立社會主義。這完全是欺人之談。正如馬克思所說，以為“靠國家貸款能夠建設一個新社會，就像能夠建設一條鐵路一樣”[17]是荒謬的。其實，所謂“國家幫助”是拉薩爾從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畢舍那裏剽竊來的，畢舍提出這個要求的目的是為了對付社會主義者。拉薩爾把“國家幫助”看做醫治一切社會病症的絕對正確的和唯一的良藥寫入綱領，抹殺了普魯士國家的剝削階級性質，背叛了《共產黨宣言》關於“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製度”的理論，從階級運動的立場退到了宗派運動的立場。
恩格斯指出，綱領根本沒有談到工會問題，這也是非常錯誤的。工會是工人階級的階級組織，它領導工人群眾對資本家進行經常的鬥爭，教育和提高工人群眾的階級覺悟，為未來的階級決戰準備條件，無論在德國或其他國家都有重要的作用。在黨的綱領中提到這種組織是絕對必要的。
綱領要求在德國建立自由的人民國家或“自由國家”。恩格斯對此作了十分精彩的批判，指出，“自由國家就是可以自由對待本國公民的國家，即具有專製政府的國家。……既然國家隻是在鬥爭中，在革命中用來對敵人實行暴力鎮壓的一種暫時的機關，那麼，說自由的人民國家，就純粹是無稽之談了！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它之所以需要國家，並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一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18]很顯然，使國家變成“自由”的，這決不是已經擺脫了狹隘的奴才思想的工人的目的，而是一種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機會主義論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