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年6月中旬，恩格斯收到德國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寄來的、準備在這年秋天愛爾福特代表大會上討論的黨綱草案。他對這個草案並不滿意，認為它雖然大大優於《哥達綱領》，基本上清除了拉薩爾派和庸俗社會主義的濃厚殘渣，理論方麵整個說來是立足在科學社會主義的基礎上，但仍然存在嚴重的缺陷和錯誤。最主要的是，有人因害怕反社會黨人法重新恢複，竟然主張在承認德國現行法律秩序下，可以通過和平方式實現黨的一切要求。他們大肆宣揚“現代社會正在長入社會主義”，反對用暴力手段炸毀資本主義專製製度。恩格斯在《1891年〈愛爾福特綱領草案〉批判》中尖銳地指出：德國黨內“關於舊的汙穢的東西活潑、溫順、愉快而自由地‘長入’‘社會主義社會’的論調”，是一種“和和平平的社會主義”[35]。在德國這樣一個存在著半專製製度的國家裏，以為可以用和平寧靜的方法建立共和國，甚至建立共產主義社會，完全是幻想。這種主張，“歸根到底隻能把黨引入迷途”。[36]不過，恩格斯並不絕對排除革命和平發展的可能性，也並不認為暴力革命到處隻能采取一種形式。對於議會鬥爭的問題，他也根據實踐的經驗不斷加以完善。他認為普選權是工人政黨可以利用的一種武器，同時又反複告誡無產階級，決不應該為了利用普選權而放棄自己的革命權。他說：“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這種力量增長到超出政府統治製度所能支配的範圍，不是要把這個日益增強的突擊隊在前哨戰中消滅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決戰的那一天。”[37]如果統治階級用反革命暴力對付工人階級，那麼，社會民主黨就必須堅決“從議會鬥爭的舞台轉到革命的舞台”[38]。
對於《愛爾福特綱領草案》的政治要求，恩格斯很不滿意。因為《愛爾福特綱領草案》完全不敢提出在德國建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問題。恩格斯認為，建立民主共和國的問題，對於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有著重大意義，“黨和工人階級隻有在民主共和國這種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統治。民主共和國甚至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39]這是因為，雖然民主共和國“絲毫沒有消除資本的統治，因而也絲毫沒有消除對群眾的壓迫和階級鬥爭，但是，它必然會使這個鬥爭擴大、展開、明朗化和尖銳化，以致有可能滿足被壓迫群眾的根本利益時，這種可能就必然而且隻有無產階級專政即在無產階級領導這些群眾的條件下得到實現。”[40]
《草案》中暴露出來的問題，說明機會主義在黨內的影響正在增長。恩格斯及時地向工人政黨敲起了警鍾，指出機會主義為了眼前暫時的利益而忘記根本大計，隻圖一時的成就而不顧後果，為了運動的現在而犧牲運動的未來，對黨的事業具有極大的危害性。
《1891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一文，是科學社會主義的重要文獻，在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中起了重大作用。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接受了恩格斯的部分意見，對《草案》作了一定的修改後提交廣大黨員討論。後來愛爾福特代表大會通過了由考茨基和伯恩施坦提出並得到恩格斯讚同的新綱領。當新綱領通過的消息傳來時，恩格斯十分高興地寫信告訴佐爾格：“這個綱領，除某些地方表述欠妥外（也隻是措詞含糊和過於籠統），至少在初讀以後，提不出更多的意見。”[41]
19世紀末葉，機會主義思潮不僅在德國，而且在西歐各國也廣為流行。因此，恩格斯在這個時期許多書信和文章中，深刻地揭露了機會主義的根源。他指出，小資產階級分子大量湧進黨內，統治階級對工人貴族的收買，反動政府采取軟硬兼施的兩麵政策，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欺騙作用等等，使機會主義在工人運動內部迅速滋長起來。無論來自右的方麵還是左的方麵的機會主義，其思想和觀點根本上都是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者是“披著羊皮的豺狼”[42]，是資產階級的尾巴，他們在工人運動和工人政黨內部構成了一個“資產階級陣營”[43]。馬克思主義同機會主義的鬥爭，是一場生死的鬥爭。隻有戰勝機會主義，工人階級及其政黨才能更加團結，更加堅強，更有力量，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取得更大勝利。恩格斯對機會主義的揭露和批判，十分深刻和中肯，為反對機會主義提供了銳利的理論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