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命至重”是個古老的命題。倘若非戰爭、非瘟疫、非人類不可抗拒之災害。在理性社會裏，沒有哪個國家不把生存權擺在其他權利之上的．是為近乎公理的常識。
前不久寫了篇短稿子，談一些城市設立非文明法規，汽車撞了違規行人“撞了白撞”。不久前又見中央電視台專題討論此事，有事、有證、有形影、有理據，比我說得還明白：你那個法規有違天理，褻瀆人情，不合國法。然而並沒有見到上海、沈陽、鄭州、武漢等市袞袞諸公有所回應，更遑論有所更張。
“人命至重”是個古老的命題。倘若非戰爭、非瘟疫、非人類不可抗拒之災害，在理性社會裏，沒有哪個國家不把生存權擺在其他權利之上的，是為近乎公理的常識。
俄國在世界上樹敵如林，但庫爾斯克慘劇發生後，無論敵人、朋友，世界上所有關注的同情的目光都注射了去，因為這不是戰爭，不應對此漠然，畢竟人命關天。
關“天”。還有比天大的事嗎？沒有。什麼是“天”呢？我以為就是理性社會的人心。在世界曆史區域中，分列著許多民族對生命價值的不同理解。不同的文化理念區域，對生命的認識有著很大的差異。就中國而言，似乎有史以來就倡導著“輕生重義”。一方麵是講仁恕，也就是統治階層對治下實際上的生存保障義務，使民眾對社會的安全感產生信賴；另一方麵作為教化，則講究“士”與公民為了“禮”與“理”的獻身精神，也就是所謂“舍生取義”、“殺身成仁”了。這種精神，在基督、穆罕默德與釋迦牟尼分別創立的教義裏都有那麼一點點，但在他們那種宗教裏實際上是說，隻有最高級的聖人才可能做到比如釘十字架、肉身飼鷹這樣悲壯的舉動，平常人倒是無須的：你老實做個好人，行善就行。隻有我們中國與眾不同，千年萬年都講皇帝“最高”，他可以“垂拱而治”、“無為而治”，犧牲精神隻是講給大家聽的，他自己是半點風險也不必擔著的。老百姓們看好了某某皇帝微服私訪----其實心理很簡單：皇帝老子，你享著福，抽空兒也來瞧瞧我們過的是什麼日子呀!哪怕你帶著什麼格格、力士，再加上江湖豪客的相幫，再帶上你的情婦(或者在途中臨時傍一個也成)也好，隻要肯來，我們也就心滿意足了。但這樣的事在曆史上其實極少，乾隆皇帝、康熙皇帝似乎玩過，像電視劇裏那般玩法卻是沒有的。
所以舍生取義隻是孟子他老人家的說教，不適用於君，隻適用於臣和民。打開曆史去看，我們能見到很多循吏，隻知傻乎乎地“工作”，做了高官還窮得掉在地上當啷響。能見到多如牛毛的烈臣、義民的傳記，殺頭、剝皮都不在乎，可他們維護的綱紀代表，卻是一個混蛋透頂的無聊皇帝。當然，在他們自身卻不是這樣的認識，他們覺得自己是在為一種崇高的秩序、理想而獻身。文天祥認為他的浩然正氣，比生命的價值要高出不啻天壤之別的類比，“是氣勢磅礴，凜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正氣歌》)，“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們從這一頭來衡量，誰還有勇氣對他們說三道四？近代不同了。沒有了君權，沒有了三綱五常。沒有了仁義禮智信----或者說約束力減弱了許多了吧，民主了．有了法製與人身自由，中國的下裏巴人可以稍加注意自家的生命了吧？不料又有西方人出來做詩，告訴我們“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高尚自然是高尚的，陽春白雪美麗得刺眼，就這四句詩，能真正做到的極為寥寥。
眾所周知，美國是最講自由的，它那個領域就叫“自由世界”。但對日作戰、對朝戰爭、對越戰爭，士兵口袋裏都裝著上級發給的投降書，十六國文字----明白是說：你去給我打，為自由而戰；打不過，瞧著小命危險，你就趕緊投降。可見“自由世界”的戰士並不以自由為最高原則，而是“若為生命故，自由也可拋”。這是可想而知的事，一切權利都棚架在生命權上，沒有生命，談不上自由，也談不成戀愛。
西方人這麼做有他的文化背景，他就是那麼一種價值觀。就我對此問題的思索，要我們中國人依樣畫葫蘆，怕是永遠也做不來的。事關國家、民族的尊嚴，事關民眾的生命安全，假使當“縮頭烏龜”，當逃兵、叛徒，那這個社會和我們的國家就要出大問題，因為我們的民族太需要奮不顧身起而奮鬥的猛士了。這樣的人不是多．而是太少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