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去之後．我又經曆了很多風風雨雨．千山萬水輾轉流漣。三十二年塵寰顛頓。當我鬢發漸蒼，事業有成時。到”馬輩蘭之墓”前扼腕沉吟。我發覺母親始終都在注目著我．跟隨著我。
我的母親是一位性情剛烈的女性。和一般形容出來的“慈母”、“三春暉”，再文雅點的說“萱堂”、“令慈”這樣的尊仰不怎麼聯係得上。她有時也“手中線”為我補帽子，縫衣褲上掛破了的三角破綻，“聯”被腳趾頂透了的鞋。然而這印象不深，每逢憶及，她常常沒有握針，而是擦槍——堆的槍機零件擺在桌子上，各種顏色抽汙了的破布條、棉紗、還有“雞(機)油”，擦拭了，一件一件再嘁哩喀喳組合著“對”起來，魔術般地又複原了：一杆閃著暗幽幽烤藍的“雙筆簫”手槍又握在手中——她是與新中國共同誕生的第一代警察，一九四八年是縣公安局的偵察股長。一九四九年已成為陝縣的公安局副局長了。除了打槍，她還騎馬，過黃河進伏牛山，都是騎馬走的。能打槍會騎馬，母親在我心目中不是依門盼子燈下走針的女人，而是英雄。
“英雄”也打兒子。因為我的淘氣調皮永遠長不大；因為我逃學不肯受調教；因為我諸門功課成績的“臭”，不知多少次被她打得三魂七魄不歸竅——拖著拉著……夾著我殺豬樣的尖聲嚎哭，毫不留情地拳打腳踢。當然，挨打的部位永遠是隻有一處，屁股——打過就忘，以至於我永遠都以為，打屁股肯定補腦子，不打屁股的必定不是好媽媽。記得第一次挨打，是一個秋天。公安局的院子裏有一株很高很大的梨樹，幾個農民裝束的人在樹上摘梨，手裏提著很長的麻袋，摘下就裝進袋裏。我那時四歲吧?就站在樹下，偶爾有落下的梨就撿起來，飛快送進屋裏塞進抽屜。如此往返，競撿了多半抽屜磕爛了的梨。半夜時分，母親開會回來，我(其實一直熬著瞌睡在等她)從床上一躍而起拉開抽屜，說：“媽!我撿的，你吃!”母親的臉色立刻就變了：“你，怎麼敢，拿人家的梨?!”’“樹上掉的，我撿的……”“掉了你就敢撿?”“他們(別的小孩）都撿，我也撿!”“你還嘴硬!”…“於是便開打。我的絕不認錯似乎更激怒了她，從裏屋拖到外屋，又拖到滴水簷下……狠狠地照屁股一掌又一掌——打得真疼啊!我相信她的手肯定也打得酸痛的……那夜月亮很好，清冷清冷的，我的哭聲驚動了所有的“公安”，拉著勸著才罷了手。但我現在一閉眼，還能看見她的淚花。
許多年後我才知道，當時那裏還沒有土改，公安局占的是財主的院子。梨，也怕是故意掉落下來的。地處伏牛山腰裏這個小縣城四匝全被土匪包圍，而城裏的“自己人”中也有土匪鼓噪著預備蠢動，形勢是異常凶險…·以後我還挨過許多次打，總沒有那一次打得冤枉，也沒有記得那樣真切。然而盡管被打，我從來也沒有怕過她，時至今日想起來就不禁莞爾，假如她能活到今日．或假如我當時就是“作家”，我肯定要好好采訪一下，必能寫出一篇意趣橫生的文章。然而她三十二年前就去了，隻留下這美麗的“假如”。
她逝去時年僅四十五歲，現在還安靜地躺在臥龍崗革命公墓——她是累的了。幾年前有位記者來訪，問我：“你這樣堅強的毅力，哪裏來的?”我說：“母親給的。”
我的母親沒有上過學，後來翻看她的筆記日記文稿，連我這個“有大學問”的也驚歎不已。母親不但字寫得端秀清麗，那文采也是頗生動煥映的。那全是自學，一點一點啃下來的，寫總結寫報告鍛煉出來的。她死後二十年，我寫書。盛暑天熱餐蚊成陣，我用幹毛巾纏了胳臂(防著汗沾稿紙)兩腿插在冷水桶裏取涼防蚊；作文困倦到極處，用香煙頭炙手腕以清醒神經。記者們知道了，無不為我的這樣耐苦堅毅震驚，殊不知這兩手是地地道道的家教真傳，毫不走樣學習母親當年工作的風範!六十年代我回家鄉，父親指點我去看母親在家勞作的磨房，石砌的牆上用炭條畫的字跡宛然，如“牛”、“馬”、“羊”、“人”、“手”、“口”…一父親告訴我：“這是你媽沒有參加工作前練習寫的字。”現在大約已經湮沒迷失了吧?她的刻苦，她的嚴厲，形成了她的風格，大抵一我想了很久．大抵是因了她的理想主義加著一種頑強的執著與認真。從一個拈針走線推磨造炊的農村少婦，到能打槍騎馬識文斷字文武來得的—個職業革命者，經受了幾多磨難?我雖然不怕她，但在浩浩如煙的記憶裏，盡管她聰明美麗，更多的成分是“威嚴不可犯”。幾個年輕警察在說笑，有人說一聲：“馬局長來了!”眾人立刻變得一臉莊重肅穆—那時的公安局和監獄同院，串得蚱蜢串兒似的犯人們在太陽下曬暖兒，見她過來，會抖動著腿哈腰低頭站起來，聽著她腳步過去才鬆一口氣。一句話，她“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