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中央電視台播出十二集電視片《大國崛起》，並引起熱烈反響。電視片播出前後，我曾接連撰文，將大國崛起之路劃分成第一次現代化和第二次現代化，亦即物質現代化和製度、精神現代化。文章發表後，引起觀眾和讀者的一些反響，引出了精神現代化如何展開，尤其是民族精神世界如何梳理的問題。其中有兩種傾向值得關注：一是認為大國崛起的經驗顯示，隻有西方民主機製才是成功之本；而另一種則認為電視片偏向西方，忽視八國聯軍等暴行。
這兩種解讀其實都過於簡單化和表麵化，西方大國崛起背後的成功因素，抑或成功因素背後的某些精神，才是今天處於崛起期的中國國民所需關注的。這些因素中包括分享權力和尊重遊戲規則的妥協精神、法治精神，而其背後更為深層的因素則是從古希臘時代就影響西方的理性精神。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但也不乏沉重的負擔，以致阻礙了自身對現代文明思想的吸納。梳理民族精神世界需要尋找一個可以操作的突破口，而這一突破口則是理性精神的建立和培養。從“五四”運動開始，中國的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就在思考中國的文化問題。為什麼中國的現代化總是在關鍵時刻功虧一簣？為什麼中國總是進兩步，退一步？為什麼中國人總是在物質現代化方麵有所進步，而難以完成最終的精神現代化過程。
其實，這不全是中國文化的問題，而是中國文化在一些關鍵時刻沒有得到提升。西方從文藝複興到啟蒙運動，前後經曆了數百年，從啟蒙到成熟，其中最為關鍵的是理性精神的建立。歐洲中世紀“黑暗的一千年”之後，歐洲人終於認識到，隻有蔑視權威、超越情緒才能直麵真理；而隻有直麵真理，才能真正超越情緒、超越顧慮。
中國人如何培養成熟的思維方式？
有朋友也許會說：建立理性精神，在中國知易行難。此話有一定道理，因為理性精神在中國素來沒有土壤。但問題的另一麵卻是：既然知道理性精神缺乏是中國最大的問題，那麼就應當拿出勇氣。從這個意義上看，展開公共討論，是建立理性精神的關鍵之一。本·拉登被擊斃在中國公眾中引發的討論，也許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話題。
2011年上半年，頭號恐怖分子拉登被美國擊斃後，世界輿論在肯定反恐大義的同時，也對美國行刺拉登的方式提出了一些質疑；與此同時，在中國國內，輿論對拉登之死以及美國行刺拉登的方式，也有不少議論，這折射出今日中國民間思維的活躍，同時也折射出這一思維缺乏開放和成熟的另一麵。
美國行刺拉登的方式在國際法上不是沒有爭議的。拉登被殺時，到底是手持武器、負隅頑抗，還是手無寸鐵、被當場行刑處決？若是前者，自然屬於戰時狀態，擊斃拉登無可非議；但若是後者，則任何行刑處決都需要一個法律程序和依據。提出這一質疑的首先是歐洲輿論和美國的一些清醒的知識分子，其背後折射的其實是，反恐是否需要程序正義並符合法治國家準則等更為深刻的問題。
當然，有朋友認為，“9·11”之後的這十年，美國一直處於反恐戰爭之中，稱之為戰時狀態也無可非議；也有朋友認為，對付恐怖分子就是應該以暴製暴。凡此種種，恰恰都是反恐鬥爭的灰色區域，也是反恐對人類提出的新課題。一如過去數百年間，人類在常規戰爭中經由痛苦的曆程而製定出了一套獲得認可的國際法規範。麵對人類從未遇到的新生事物——反恐，我們也需要完成從國際法到價值觀的挑戰、梳理與磨合。
美國作為恐怖主義受害者和頭號民主國家，其政治精英在這方麵顯然存在著相當程度的盲點。其背後的原因是複雜的，而這也是導致恐怖主義屢禁不絕的原因之一。但西方世界的相對成熟恰恰體現在其知識界的思辨和批判能力上，從而對社會形成了某種程度的“刹車器”作用。
就人類價值觀和文明的進步而言，上麵的討論不是沒有意義的。人類過去數百乃至數千年的進步背後，都是在經曆衝突、錯誤和迷茫後，有一批有識之士及時進行總結、反思和梳理，達成共識並繼而將之體現於行為規範和法律等一係列載體上。同時，一個社會擁有這樣的公共討論能力，恰恰是社會開放和成熟的標誌之一。在這樣的氛圍下，公民經曆的是多元視野和思辨能力的訓練，最終獲得的是完整、成熟的人格的提升。
以此反觀拉登之死在中國民間輿論掀起的波瀾，情況就不容樂觀了。首先，不少主流網站的民意調查顯示，中國大陸不少網民認同拉登是反美英雄和阿拉伯世界的英雄人物；也有民眾以“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的邏輯，公開表示支持拉登的恐怖主義。
有一位中國知識分子在其微博上的觀點，似乎比較典型地反映了上述這一觀點背後的情緒。他寫道：“拉登是被壓迫、被欺侮國家人民的英雄！中國人民對自己的苦難史有著切膚之痛！凡是有過這種經曆的國家的人民，都不應失去對拉登的同情。恐怖主義隻是西方強加到弱國人民頭上的名詞。中國人應有自己的分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