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1997年——請注意，那是在二戰已經結束整整五十二年之後——的德國人，依然不能解決心中的困惑，即直麵當年德國正規軍——帝國國防軍——犯下的罪行。在他們的心目中，當年屠殺猶太人的元凶和責任者早已找到，即希特勒及其納粹係統和黨衛軍，而這一龐大的罪惡係統早已在1945年被消滅；因此，大多數德國人在“清醒”反思曆史的同時，其實感到一種內心的輕鬆——由一個已經逝去的組織和個人來承擔集體責任，對所有人都是一種內心解脫。因此，從1945年到1997年，整整五十二年的時間裏，德國人對曆史的反思雖然相較於日本更徹底和更富有良知，但與其說背後是一種“集體反思”，還不如說是一種“集體逃遁”。有了這樣的一層“集體逃遁”，德國人對曆史的反思和承擔才來得相對比較容易。
1997年慕尼黑的展覽會，卻不但逼迫全體德國人直麵當年德國正規軍的罪行，而且也迫使德國人直麵另兩個問題：一、德意誌精神傳統中的義務感及其盲點；二、1945年後德國對納粹曆史反思過程中的盲點。正是經曆了那次風波，集體責任感作為德國對曆史反思的一個環節，才真正在德國思想史上確立起來。
德意誌思想史的某些軌跡，看上去與中國的發展曆程風馬牛不相及，但其實卻有著相當程度的內在邏輯關係，那就是：一、民族崛起期若不能完成思想啟蒙和精神成熟的進程，那麼崛起後的民族精神走向將充滿風險；二、一個民族隻有不回避精神曆程上可能出現的盲點，才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以此反觀中華民族精神世界的成長曆程，其間實在充滿了太多的盲點。由於在思想層麵上始終未能解決真正成熟的問題，因此中華民族雖然生命力頑強，但道路卻一直崎嶇而艱難。更重要的是，幾千年的中國曆史冥冥中卻似乎始終無法擺脫一個邏輯，那就是王朝興衰，但終極成功之路依然不甚確定。這在最近一百多年中國的現代化道路中可以看得尤其明顯。
本書前麵章節曾提到，由於過去數百年的積弱貧困，這一百多年中，中國的精英人士有一種集體的焦慮感，他們希望迅速改變自己祖國的命運。眾多不同政治派別的仁人誌士為此還曾打得不可開交，由此也折射中國的精英階層在救國之路上的缺乏寬容。然而，缺乏寬容隻是現象，其背後卻是幾代中國精英的精神盲動性，其中包括如何吸收外來思想、如何對中國本土文化進行真正透徹的解剖，以及如何分析和設計中國現代化道路。一百多年裏，中國的現代化從經濟學理到製度框架，基本上都是遵循著拿來主義的原則，因而遇到眾多水土不服的現象。
但這種拿來主義和水土不服，終究來源於中華民族長期積弱貧困造成的集體焦慮；作為後人，我們很難用虛擬語態去責難我們的前輩。我們需要做的，是考慮如何避免中華民族曆史上的某些錯誤，未來以不同的形式，然而卻是相同的邏輯再次重複。
我之所以強調需要避免曆史以不同的形式、相同的邏輯重複，是因為隨著時間推移，曆史的軌跡雖會呈現不同的形態，但曆史軌跡背後的深層邏輯卻往往是相同的。
如果看看中國曆史令人困惑的“超穩定結構”，人們會發現，幾千年朝代興衰的背後總有一些永遠不變的東西存在著，支撐著我們這個民族曆經數千年坎坷艱難，卻依然生生不息，同時也阻礙著這個民族的一些深層變革。
看近百年中國曆史，雖然今天的中國早已不是八國聯軍時代的那個中國，但中國現代化的一些深層困惑依然沒有消除，即：到底什麼才是保證中國現代化成功的基本因素？中國的現代化到底應該有什麼樣的框架，才能保證其不但成功，而且還能夠長治久安？因此，整整一百年過去了，中國的外在形態發生了很大變化，但中國人精神世界的一些深層東西卻依然沒有變化。
如果再看近幾十年的中國曆史，四十多年前的集體政治狂熱，與今天在商業大潮麵前的集體迷失之間，到底有哪些內在聯係？答案顯然是不言而喻的。但這些年來，我們似乎有意無意地不願直麵這個問題，或甚至刻意回避這個問題。如果說，前些年這樣的回避還可奏效一時（雖然其間的矛盾正在不斷發酵），那麼當我們看到女排姑娘們在訓練前要背誦毛澤東詩詞時，所有頭腦清醒的人都立刻無語了：在這裏，不但深層邏輯相同，而且就連外在的表現方式也完全雷同——麵對這樣的低級雷同，人們不但無語，甚至要感到悲哀了。
如果再看我們這個民族數百年積累的曆史悲情，以及在這一曆史悲情基礎上的崛起進程，那麼就可以發現，其間太需要一個中間環節，那就是思想啟蒙。客觀地看，無論是數百年積攢的曆史悲情，還是今天正在展開的崛起進程，對中國而言都是客觀存在；這正如一個人的人生旅途上，其間的任何一段旅程，任何一個驛站，都是人生道路上的客觀存在。然而，清醒的人生區別於糊塗人生的關鍵在於，前者善於總結、梳理和提煉，而後者則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