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坦承，他從美國歸來，性子變急了。他著急的是，如何以文化溝通來促進人類合作，消弭國際誤會。他不會想到，僅僅五年之後，新的戰爭又在“三八線”南北打響。戰爭正在改變一切，包括他本人。在“反美”高潮中，在思想改造運動中，時任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的他，必須直麵自己的過去，必須無情地拋棄“舊我”。於是，在費孝通的自我批判中，我們讀到了深刻的解剖，思想淵源、教育背景，甚至與美國“中國通”的良好關係，現在這些都成了繞不開的內容。
在《清洗自己，站進人民隊伍》一文中，費孝通直接談到了美國之行:
我的向上爬，跌入了帝國主義的掌握，發展到更可怕的境地。當美帝企圖在遠東擊敗日帝，並且代替日帝奴役中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們以同盟國的麵貌，以文化聯絡的名義，陰謀製造為他們侵略計劃服務的“民主個人主義者”。我是他們的對象之一。我為了個人的地位，輕易地接受美國國務院文化聯絡局的邀請，到美國去訪問。我雖則自以為是做文化工作，和學術界相往來，而實際上美國的學術界就是帝國主義禦用的機關。在美國招呼我的國務院文化聯絡局的費慰梅，她的丈夫費正清，自稱為中國通，在哈佛大學主持中國研究部，就是國務院的策士。他所獻的計，很多材料和說法是根據我所公開發表的論文和書本，艾奇遜對民主個人主義中間路線的幻想和他的策劃是有密切關係的。資產階級欺騙人，以學術為超政治，我切身的慘痛經驗就說明了這個騙局的可怕。
(《批判我的資產階級思想》，一九頁)
一九四六年七月，聞一多在昆明遇刺罹難後，費孝通等一批民盟領導人，曾到美國駐昆明領事館避難。時過境遷，此時的費孝通，也不得不將當年與美國外交官關係友好的舊事，放在“認敵為友”的“反美”高度上予以解剖:
我認敵為友，在行動上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最突出的是聞一多同誌殉難後，我和許多民主人士避到昆明美國領事館。當時我認為當時昆明的美國領事是個左派，思想很前進……我利用這個空子，來保護昆明的民主人士，自以為是有功的。我完全沒有想到，這個行動正給美帝帶上一個虛偽的麵具，迷惑了群眾，把敵人作為朋友，這個損失遠過於少數民主人士的性命。我為了自己的生命而犧牲了更多的人民的鮮血。(同上，二一頁)
費解與困惑，似乎從來就是曆史不變的主題。在這樣的自我批判中，我們看到的不隻是費孝通個人的蕭瑟與無奈，更看到了美國那些“中國通”的曆史尷尬。在朝鮮戰爭的同一時刻，無論在美國，還是在中國，他們都被貶斥，甚至被拋棄，仿佛都成了曆史的匆匆過客。
凝神望去，“三八線”南北，天空被戰火燒得通紅，通紅。國際格局，政治格局，乃至思想格局與精神格局，都在改變中。這種波及一切的改變，將延續下去。許多年後，人們才有機會重新審視它的過程和細節，估量它的代價，思考它帶給中國和世界的一切。
一場非常態的戰爭，就以這樣的方式把一頁新的曆史驟然翻開。然後，再把審視與思索，留給了未來……(全文完)
(編者注:《時代》中國係列專稿連載截至本期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