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是惡霸鄰居衝進自己家裏來打架，勸架的結果，卻是自己要把自家大門給拆了，方便惡霸進出，天底下哪有這樣的道理？而且，日本人這樣出爾反爾，臨時加碼，明擺著就不想誠心談成。
而且，如果說這兩個完全不同的條件，是不同的日本外交官提出來的，那還能推說是內部溝通沒做好可讓宋子文備感欺騙的是，提出要中國軍隊後撤“著彈距離”的，和獅子大開口要求撤退二十公裏的，竟然還是同一個人，重光葵。
重光葵，在世界史上很有名1945年，在美國密蘇裏號戰列艦上簽訂日本投降書的，正是這位時任日本外務大臣的重光葵此時，重光葵正是日本駐華公使。
戰後，重光葵也寫了些書，如果看看他寫的內容，重光葵可把自己描繪成一個致力於消除中日衝突的和平鴿，努力在和軍部侵略戰爭作鬥爭可是重光葵在一二八事變中，卻是一力主張向上海增兵，擴大戰爭的。
對於自己的表現，重光葵在回憶錄中寫得很有意思。
他強調，第一，中日兩軍是發生衝突，不是日軍首先攻擊了中國軍隊第二個，日本陸戰隊的防線瀕於危急，“筆者無論如何不甘心讓沒有武裝的數萬日本人和億萬的權益一起被排日軍隊消滅”因此，重光葵要求增兵上海。
很顯然，重光葵寫的內容和事實不符，而且完全是胡說八道日本軍隊首先進攻處於防守中的中國軍隊，這就不用說了而且之後，戰事基本一直在閘北中國區域內進行。
重光葵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了這些錯誤的事實，難道真是自己沒搞清狀況，以至於錯判形勢，糊裏糊塗才同意擴大事變的嗎？
重光葵是戰爭罪人還是和平鬥士？看日本外務省的檔案就很清楚。
重光葵在事變後向外務省發電，把情況說得一清二楚：
1月28日中國當局全部接受日本最後通牒，日本僑民卻堅決反對，認為是彩虹難逢的時機，甚至“有的哭泣，喧鬧之極”，但是當傳來消息說日本海軍不管中國的妥協，將按計劃向閘北進兵時，日本僑民們齊喊萬歲重光葵最後在電文中說明“上述情況是釀成28日晚軍事行動的主要原因”。
換句話說，重光葵實際上知道的東西比他在回憶錄中寫的，遠遠要清楚地多他知道是日本人首先采取了軍事行動，他也知道一二八事變發生的責任，就在日本一方。
但是，重光葵卻要求增兵上海這就是他在電報中說的：“竊以為，派遣陸軍之事，一日不可遲疑”。
重光葵和所有日本人一樣，都是撒謊臉都不會紅的無恥混蛋。
談判曆來講的是漫天要價，落地還錢但是像日本人這樣，自己開出的條件，一看中國人接受了馬上就耍賴再加碼，還真是世間少有這哪裏還有什麼談判的誠意。
對於無賴之極的混蛋日本人，宋子文怒不可遏，當場掀翻了桌子，拂袖而去。
原本外交是政府層麵的事情，和軍人無幹但是日本軍人卻一再挑戰政府，牽著政府鼻子走，時間長了南京這邊也看出點門道來了。
對於日方要求中央軍後撤20公裏的無理要求，雖然何應欽也很氣憤也認為不可接受，可是國力不饒人總還得談啊既然政府管道已經僵住了，一心不想現在就擴大中日戰爭的何應欽，就想直接接觸日本軍方，看能不能談出點東西來。
於是，何應欽派出政部兵工署署長陳儀和南京中央步兵學校校長王俊，去上海和日本軍方接觸。
為什麼選陳儀和王俊來呢？一個，當然是因為他們級別夠高，足以顯示誠意而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陳儀和王俊，都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而且王俊還是日本陸軍大學畢業，而他們要找的日本上海派遣軍參謀長田代皖一郎和日本上海領事館代理武官原田熊吉，同樣也是日本士官學校和陸軍大學畢業。
現如今有個詞，叫“同學經濟”就是說今後大夥同學畢業之後，可以互相幫襯，老同學見麵，總好說話辦事但是“同學經濟”有個前提，就是這個學校得夠優秀，還有學員不要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