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一位30多歲的小夥子走進陳培德的辦公室，畢恭畢敬地說:“陳局長，您還記得我吧，我是小方，過去在咱們局工作，現在在綠城足球俱樂部。宋總叫我過來，讓我按您的指示辦。”
陳培德從寫字台後麵走出來，坐到沙發上，對小方說:“聽說你在綠城一直做裁判的工作，我想了解一下你是怎麼做的工作。當然啦，你不是決策者，不負主要責任，隻是執行者、當事人。”
小方坐下，謹慎地說:“今年綠城是第一年踢甲B聯賽，在這方麵沒有什麼經驗，其他俱樂部比我們多多了。陳局長，綠城是個受害者，不得不做這個工作……”
“綠城為什麼選你來做裁判工作呢?”
“也許看我老實吧，宋總讓我負責這個工作，我是不大情願的。這種事風險挺大，交錢時都是一對一的，連白條都沒有，搞不好兩邊受懷疑。我這人做事很盡力，開始的時候沒人教，也不知道怎麼做，隻好琢磨著做。我從來沒有貪汙過錢，這點兒宋總是清楚的。”
在聘請穀明昌為主教練時，宋衛平就明確地告訴了他綠城不做裁判的工作，他也接受了。可是，聯賽剛打第一輪時，穀明昌就挺不住了，對宋衛平說，看來裁判的錢是不能不送了。宋衛平沒答應。打到第二輪時，穀明昌焦急地說，宋總，主場的6萬元“例牌錢”是一定要給裁判的，這錢是走遍天下都得給的，客場是對方給，跟我們沒關係。這筆錢主裁拿一半，兩個邊裁各拿一萬五。這是指獲勝的情況下，如果打平了，可能減半。宋衛平仍堅持不給。
聯賽進行幾輪後，宋衛平發現綠城越來越被動，衝A希望越來越渺茫。最後，宋衛平放棄了潔身自好，同意做裁判的工作。
俱樂部要想自己做工作也很簡單，假裝去看看主裁，寒暄幾句，走時把帶去的包往沙發上一丟，或者放在茶幾上就行了。第二天，主裁、邊裁都懷著傾斜的心出現在綠茵球場，有條件會吹“黑哨”，沒條件創造條件也會吹“黑哨”。
圈裏人習慣於說“做裁判的工作”，其實裁判的工作是不需要你做的。中間人的電話會一撥撥地打過來，每場比賽的重要性不同，中間人開出的價碼也不同，最關鍵的賽場價碼會高達幾十萬元，甚至上百萬元。
中間人收錢後，往往會在一定時間內打電話告訴俱樂部“工作”進展情況，比如錢已經給了主裁，你們放心吧。如果俱樂部不放心，還可以給裁判打電話印證一下，當然不能直截了當地問主裁錢收沒收到，隻要你電話打過去，主裁就會心照不宣地暗示給你:錢他收到了。
事實上，錢並非裁判吹黑哨的惟一理由，有時他對這個俱樂部沒有好感，收了錢也不見得就幫你的忙，甚至答應幫你，實際上卻幫助對方，也有可能客觀上幫你，主觀上幫助第三方，比如另一支球隊希望你的對手輸，他會做裁判的工作，讓裁判給你的對手吹輸，或者不吹輸，最多讓他得一分。第三方還有可能賭球，賭冷門，想讓你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