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其實，這個問題絕非到了1981年才出現。就在高考恢複的第三年，即1979年，《光明日報》就發表《“大突擊”景象散記》一文，文中報道了北京市一些中學進入高三年度即開始“大突擊”，複習資料越來越多，各種考試紛至遝來，學生過著極為單調而緊張的生活。1980年高考以後，報刊上發表了不少有關青少年體質下降的報道。江蘇省一萬八千多名高考生，因身高體重不合格而限考的，占全部考生的一半以上，其中獲全省高考升學率第一名的蘇州地區，限考的竟占64%。而考入大學的學生體質也不見得都好。同濟大學去年新生體檢複查，發現許多學生患有病症，其中14人一入學就進了醫院，7人被取消入學資格，還有13人保留入學資格一年，令其回家養病。
與此同時，許多高校負責人也在1980年《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彙報》開辟的《關於教育工作問題的討論》、《關於改革高校招生製度和辦法的討論》等專欄上，對於高校招生製度提出一些意見。他們認為，高校招生恢複考試製度取得很大成績，但現行招生製度也存在一些缺陷，主要是:“大學招生，政府代辦”，學校權力太小;擇優錄取變成了擇分錄取，學校難有選擇餘地;按總分錄取，很難照顧到考生的特長;“一次考試定終身”，平時成績在高校選拔中沒有絲毫作用;考試以知識為主，死記硬背，缺乏能力、素質的考核;文理分科，不考的科目學生不學，知識結構片麵;尊重考生誌願不夠。
1980-1981年，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專業的師生首次對高考結果進行了統計分析，提出如何提高考試的可靠性和選拔的有效性問題。分析結果發表在1981年北京師大學報和1982年《教育研究》雜誌上，在學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當時的招生考試部門及其工作人員承受著前所未有的工作負擔和思想壓力。一是考生數量太大，而分卷、裝訂、登分、統計、查分、投檔等等又全部手工操作，相應的工作規範和工作隊伍又沒有完全形成，忙碌程度遠非今日可比。二是由於年齡較大的考生占有相當的比例，而學校又不願意錄取大齡考生;也由於“左”的思想影響尚沒有完全肅清，而“文革”中遭受迫害和其他政治運動中錯誤批判的人員還沒有完全平反、“摘帽”，學校也不願意錄取這些人員的子弟，致使錄取過程困難重重，進程緩慢。三是被“文革”耽誤、升學心情極為迫切的大齡青年，由於種種原因而“高分低取”(如分數能夠錄取本科的卻取入中專戴帽的專科)或落榜，紛紛來找，甚至組團上訪，遺留問題處理極為困難。由此帶來的負擔和壓力，不僅局外人無法想像，就是今天的“業內人士”也難於理解。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