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辦司芬喪事的韋諾，是高六七班留在沅城唯一的城鎮籍同學。大家都到猛罕插隊，他為什麼沒去呢？
下午的陽光，像一支支閃亮的利箭透過玻璃窗，射進“聯派”反到底戰鬥隊的辦公室。
這裏原是教師單身宿舍，十來平方米，擺放上兩張課桌拚成的大字報桌，堵得轉身都困難。投射進來的陽光使屋裏熱烘烘的，二人待了兩三個小時了，渾身粘粘糊糊。
程思明檢查完韋諾抄寫的最後一張大字報，往橫穿室內的鐵絲網上一掛，用衣袖擦了把頭上的汗：“這樣鬧下去，有意思嗎？”
“意思不大。”韋諾說著，隨手提起毛筆在墊桌麵的舊報紙上寫下“無聊”兩字。
程思明一看，眼睛像著了火，一把抓起舊報紙，揉成團扔進字紙簍。不放心，又將紙團揀起，走到門外劃根火柴點燃。報紙頃刻化為一隻隻黑蝴蝶，撲閃著隨風飛走了。
“這是……”韋諾不得其解。
“你剛才寫什麼字了？”
“無聊。”
“無聊。這報紙從一版到四版登的是什麼？”
“從一版到四版……啊……”韋諾倒抽了一口氣。
此時已是一九六七年八月底，沅城的“文化大革命”進入了拉鋸階段，兩派今天你搞個遊行向我示威，明天我貼出一批大字報揭你的老底，誰也不能把誰怎麼樣。
反到底戰鬥隊是“聯派”的主力戰鬥隊之一。為了形成最大的戰鬥力，沅城一中的“聯派”將高初中學生聯合組隊，以部分高六六班、高六七班的學生為骨幹，帶著初中學生鬧革命。反到底戰鬥隊以高六七班的程思明、韋諾為正副隊長的。此外，還有以高鴻鵠、朱大力為正副隊長的東方紅戰鬥隊，以於剛、袁先誌為正副隊長的長征戰鬥隊，以崔紅真、張建華為正副隊長的一往無前戰鬥隊……高中同學思想基礎、文字基礎都較好，能沉下心來研究問題、寫大字報，多數時間待在辦公室裏。初中同學喜歡跑跑顛顛，外出貼大字報大標語。一年多的實踐證明，這樣的組合便於發揮各個層次的積極性。看這陣勢，會讓人聯想到戰爭年代的兵團、縱隊。
反到底戰鬥隊的大字報、大標語，大多出自程思明、韋諾。程思明說：“我們是憑腦子幹革命的，他們是憑四肢幹革命的。”
韋諾有幾分恭維地說：“其實我也是憑四肢幹革命，你才憑腦子幹革命。這些大字報都是你寫的，我隻是抄一抄嘛！”
程思明心裏充滿自豪感，表麵顯得很平淡：“我倆就別這樣分了。”
程思明中等身材、壯壯實實，在高六七班學習成績中等偏上，個性強，認準的理九頭牛也拉不回，被同學稱為“死牛筋”。“文革”開始，他很注意看報紙、聽廣播，腦子一下子活泛起來，提筆便是一篇文章。能力的提高，使程思明更自負了，好在副手是韋諾不是別人，才能配合著幹革命。
韋諾的個子與程思明差不多，但明顯瘦削。他學習成績中等，性格懦弱，大事小事都聽程思明的，背地裏被同學稱為程思明的“跟屁蟲”。
韋諾的父母都是小學老師，父親任教於縣城小學，母親則在離縣城十多公裏的一個山村小學教書。剛出生時韋諾才五斤多一點，哭聲很細。沅城有個習俗，認為孩子名字取得越俗就越有可能養活，比如說狗兒、貓兒的。父母都是老師，不願起個動物名字，就給他取名韋婼。“婼”是沅城對女孩子的特有的叫法，相當於其他地區“囡”，外地人聽著很有點洋氣，本地人聽著土得掉渣。母親在鄉下，大部分時間交由縣城的奶奶帶著。奶奶捏在手上怕飛了，含在嘴裏怕化了，嗬護過度，使這個瘦弱的男孩幹啥都怯生生的。
韋婼七歲報名上小學時，老師認為一個男孩子叫“婼”不合適，擅自在報名表上寫下“韋諾”二字，這十多年就這麼叫下來寫下來了。名字是改了，沒想到韋諾本性難移，同學便將其稱為“唯唯諾諾”了。
韋諾崇拜程思明，很有些曆史年頭了。
小學二年級時，二人到沅城郊外捕蜻蜓，沿著田埂往前走，走在前頭的韋諾“啊”地大叫起來，差點沒摔到水田裏：一條小水蛇橫亙在田埂上。
“閃開！”程思明一聲吼，把手中捕蜻蜓用的網袋朝小水蛇扔去，小水蛇“嗖”地竄進水田，秧苗晃動了幾下，沒了蹤影。
驚魂未定的韋諾哆嗦著：“我們、回、回去吧！”
“不怕！我把它趕跑了，不會再來了。”程思明大聲八氣地說。
韋諾不敢移動步子。
“這樣，我在前麵捕，你在後麵往竹籠裏收蜻蜓。”程思明在前麵打頭陣，韋諾依然戰戰兢兢，好在水蛇再也沒出現，這天他們捕到了不少蜻蜓。
“文革”開始，特別是組建戰鬥隊後，韋諾覺得程思明的“牛筋”是一種力量，更加崇拜程思明了。好在韋諾寫得一手好字，楷、隸、行、草樣樣在行，還能繪畫，有時在大字報上塗上幾筆，便增色不少。兩人配合一直很好。
……程思明取下掛在牆上的軍用水壺，咕咚咕咚地喝了幾口：“有件事，我早想和你商量了。”
“什麼事？”
程思明一字一頓地說：“二次串聯。”
“二次串聯”，韋諾第一次聽到這個說法，但很快明白了程思明的意思。
“二次串聯”意應來源於“串聯”。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澤東主席登上天安門，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代表。在被接見的紅衛兵中，就有沅城一中的師生。此前半月，根據上級的通知，沅城一中選出了師生代表——標準是家庭出身好，“文革”中表現好，趕往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接見。這對於偏僻、封閉的沅城，無疑是天大的事情。就個人而言，能到北京見到毛主席，打下了一輩子的政治基礎。未能到北京的師生，既羨慕又茫然，既忌妒又失落，開始不敢多說什麼，隨著運動的深入增添了憤懣：“我們也是紅衛兵，為什麼他們在天上，我們在地下？”批判“資反路線”後，更是義憤填膺：那些上北京的，都是“資反”路線的積極分子，沾了“資反路線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