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一位曆史人物早已給出了答案。在和美國農業部長的談話中，赫魯曉夫傲慢地說:“你們美國人很容易上當受騙。不，你們不會一下子接受全部的共產主義，但是我們會把社會主義不斷地、一點一點地喂給你們，直到最終你們醒來後，發現自己已經在共產主義之中了。”如果香港人不捍衛自由與權利，不捍衛基本法的尊嚴，不對“身邊的赫魯曉夫”保持警惕，而貪圖一時之快而大口吃著最初美味的社會主義，由政客操弄民意，侵蝕香港的自由之魂，那麼在將來某一天，香港市民猛然發現自己已“身處大陸”，也許就不是黑色幽默，而是遺憾的事實了。由此得到的另一個啟示則是，從長遠來看，唯有價值觀的一以貫之，才能維護香港的根本利益。對於這一點，那些當年的逃港者及其後代，也許會有更深的體會。
奶粉問題，終究還得回看大陸，而曆史依然是最好的老師。據說鄧小平在聽了“大逃港”的彙報後說:“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產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決逃港問題。”把“生活”換做“奶粉”，偉人之話仍可穿透曆史。更何況，高品質奶粉本是好生活的題中應有之意。
1978年，深圳成為經濟特區，一夜之間，逃港人群消失了。那些用兵乓球、輪胎偷渡，用老虎糞便躲避警犬，迎著子彈翻越鐵網的人群消失了。在深圳特區成立十周年時，談及大逃港，習仲勳意味深長地說:“千言萬語說得再多，都是沒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惟一的辦法。不然，人民隻會用腳投票。”如今的奶粉，不就是另一種用腳投票嗎?
既然奶粉問題源於公眾普遍的擔憂，那麼中國政府是否應順民情而動，適時降低、乃至免除奶粉關稅?更何況，奶粉安全問題，本是政府之失。但是，令人悲憤的是，可謂南北呼應，北京市適時出台了不準網店出售奶粉的規定，這無疑和當年射向逃港者的子彈一樣，都是阻止大眾用腳投票。即使網店出售奶粉有潛在的不安全問題，但社會管理者必須意識到，社會大眾的觀念即使存在誤區，在短期內是不能改變的、必須尊重的。隻有反求諸己，尋找自己社會治理的弊端，才能真正解決問題。如果僅僅是粗暴的禁止，孩子清澈的眼睛映出的隻會是家長的愧疚，而愧疚背後，則是怒火。那麼，我們這個不想再折騰的國家，又還能經得起幾波這樣的怒火折騰呢?(本文史料摘自陳秉安先生《大逃港》一書，特致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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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遠舉，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經濟之聲《財經名人堂》特約評論員，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