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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0622:27:22|瀏覽70768次|評論121條
我十八歲離家，今年虛歲三十六，算起來，迄今的人生裏，一半時間都在外。這一半的時間裏，驅使我不斷離家遠走的，無非是所謂“學業”和“事業”。父母在人前誇耀兒子時，所依據的也無非是這兩點:學業圓滿，事業小成。自己回想起來，也覺得這一切理所應當，從未想過另一種可能。可以說，前三十年，父母和我共享了它的榮耀，但是從現在起，我們卻要開始分食它的苦果。
今年春節，父母來上海和我們一起過年。那一天，全家人擠在沙發上看小品，歡聲笑語之時，老家的人一個電話打過來:姥爺去世了。我們的歡樂就此結束。一個多小時後，我們拎著匆忙收拾的行李來到虹橋火車站，四個小時後，我們回到了那個悲傷、破敗的北方。一路上，母親流淚，後悔，如果她不來上海過年，就能看姥爺最後一眼，或許還能救姥爺一命。我一路安慰她，心裏卻在想:他們來上海過年尚屬偶然，我卻常年定居在此，有一天，當我的父母老去時，我能侍奉左右嗎?我能趕得上看最後一眼嗎?
犧牲大片鄉村和城鎮、成就個別大城市的發展路徑，造就了今日中國的基本格局，資源極端不平衡，機會極端不均等，迫使廣大“不幸”生在欠發達地區的青年人少小離家，一窩蜂地紮堆“北上廣”。從正麵看，這是社會流動，是資源合理配置，殊不知，隱患早就埋下，代價異常昂貴。當年我興衝衝離家，眼裏隻有名校、大都市與錦繡前程，卻不知出來混，遲早要還。如今父母年邁，能見到我就是他們最大的福利，見不到我就是對他們最大的折磨，我卻吝嗇得每年隻給他們一兩次見麵機會。這就是代價，該是我們還債的時候了。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農民工身上，幾千年來安土重遷，如今卻要背井離鄉，他們合力主演了三十年的經濟神話，卻留下了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這時代最大的悲劇莫過於此。更可悲的是，我們這些遠離故土的人，並未因此獲得他們的尊重與諒解--那些“北上廣”的當地人，那些一輩子不曾離開父母半步的人，他們嘲笑外地人“報恩”父母的想法太陳舊，他們視回家過年為陋習，視春運為災難，他們永遠無法理解外地人那顆思鄉的心，為何如此迫切、如此不通融。你向他們傾訴，他們一句話就給你頂回來:誰讓你來的?你老老實實待在家鄉不就沒這些麻煩了嗎?
古時父母去世，做官的要告“丁憂”，回鄉守孝三年，三年後才可陳請複職，即使普通百姓，三年內也不得婚娶，如有特殊情況，必須在百日之內操辦，叫做“借孝”。據說曾國藩當年守孝掛帥，就是由鹹豐皇帝親自下旨借孝的。放在今天，這樣的規矩或許多餘得可笑，但是現在，我卻越來越覺出它的莊重。胡適的兒子出生時，正值新文化運動，這位新文化的領軍人給兒子寫了一首詩，“我要你做一個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順的兒子”，語出驚人。但說歸說，做歸做，胡適本人卻是極孝順的兒子，他客居海外時，堅持每天寫家書一封，讓老母親時時讀到兒子的信息，待到胡適的兒子長大，他也用這標準來要求兒子，全不顧年輕時寫的那首詩了。今天，我們的通信手段無比發達，有誰能做到胡適這樣?別說每天一封信，哪怕每天一個短信?
這是一個製度化、結構性地消滅人倫的年代，高鐵、網絡、電信，並沒有讓親情更便捷。骨肉被分隔兩地，血脈被拉長稀釋，年輕人即使有心，也已經無力，在奔走求生的現實重壓下，親情早被擠壓得所剩無幾。親子之情，天倫之樂，原本至高無上，任何人無權剝奪，卻不料敗在這坑爹的時代。
網上有人感歎:“這些年，我所有的眼淚都流在春節結束後，父母送我上車離家的時候。”情真意切，卻萬般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