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運動的發展，6月中旬，政府被迫讓步，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免職，總理錢能訓隨之下台，他明顯感到高興，說:“此舉或順天意也，書雲，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曹等數人，人怨極矣，天豈有不願者乎?”但是唯對錢能訓下台感到有些惋惜，覺得此人還不錯，下台是被隻知道“依靠日人，借款買槍，招兵發財”的武人派(指段祺瑞和徐樹錚)排擠掉的。(1919年6月16日)此時，胡已經站在了學生一邊，而“天視民視”的說法，跟吳佩孚的“五四通電”，很是相似。自打這時候起，原來跟直係沒有多少關係的胡景翼，對吳佩孚一天天欽服起來，到直皖戰爭爆發的時候，雖然雙方孰勝孰負還沒有定局，但在胡景翼眼中，吳佩孚已經是關嶽一般的人物了。(1920年7月3日)而到了6月28日，當胡聽人說此次運動大有成效，不僅英、美、法都樂意幫助中國，而且日本“亦欲讓步”(其實不確)，胡興奮之極，說學生比宋時的太學生還要厲害，“予(胡的自稱，筆者注)喜予國民氣尚未盡死，公理尚在人心，國或不亡，而是非尚在。”忽然感覺他也是學生了，他的愛國事業不孤單了，居然在日記中三呼:“中華民國萬歲”，“學生萬歲”，“予之事業萬歲”!
有意思的是，胡景翼還發現了這場運動跟陝西人的關係。陝西學生屈武上京到總統府請願，“屈武以頭撞徐世昌之足，再撞其柱。政府諸人懼，又感其誠，遂得許多完滿結果。”因此他非常佩服屈武，覺得陝西有人。(1919年10月15日)關於這次請願，屈武也有回憶，不過，沒有說他以頭撞徐世昌的腳，也沒有碰柱子，而是以頭碰地“血流如注”。
耐人尋味的是，運動過後，胡景翼開始看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一連看了很多天，一直到把書看完，感覺“其中無予不能解者”(1920年4月13日)。顯然，政治的意向，已經悄然影響到了文化觀念。
胡景翼是個軍閥，不過，當時反對段祺瑞聯日推行武力統一政策的人們中，有不少都是軍閥，其中有直接受到威脅的南方軍閥，也有北洋內部的直係軍閥，誠然，這些人反段，固然有利益之爭的因素，但未嚐沒有對段祺瑞爭取日本援助而出賣主權的不滿。其中，吳佩孚、馮玉祥和胡景翼以及南方軍閥趙恒惕等人，還是相當具有愛國心和正義感的，在平時，他們的軍隊紀律就比較好，而且沒有多少劣跡。因此，他們對五四運動的呼應，不僅僅是出於派係之爭而爭取輿論，也有互相感染和相互支持。
曆史是複雜的，很像樣的學者，也有一時看起來很不怎樣的表現;而名聲不佳的軍閥，也有發乎內心的愛國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