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意義上說，五四運動是直皖之間勢力消長的轉折。通過五四，皖係和它的安福政府將賣國的汙名牢牢地背在了自己的身上，而直係，尤其是吳佩孚，則獲得了愛國的美名，從此得到了行動的正當性。五四運動次年，雙方一場大戰，盡管皖係在武器裝備和軍隊數量和後勤供應上都占有優勢，但卻很快一敗塗地。這裏除了直係訓練和戰略戰術方麵的優長之外，雙方士氣高下和人心向背方麵的差距，不能說不是一個重要因素。當時的人中，親身參加巴黎和會的顧維鈞看出了其中的玄機，他後來回憶說:“和會對國內政治情勢影響至巨。和會期間雙方停止了公開的戰爭，然而不久，便爆發了直皖之戰。”(《顧維鈞回憶錄》第二卷)
按說，當時的中國，具有革命資本的國民黨勢力，也有具有討袁傳統的雲南唐繼堯和廣西陸榮廷的勢力，但是，在五四這個關鍵時刻，他們卻讓洋軍直係的一個師長專美於前。吳佩孚通過在五四時期的發聲，成為話語權的主導者。在新聞自由的公共媒體已經成為社會一種勢力的時代，這種話語權，顯然具有出人意料的力量。而吳佩孚恰是借助這個力量，一躍成為中國最耀眼的英雄，而不僅僅是打過一些勝仗的將軍。中國的軍閥何其多，但是隻有吳佩孚具有世界的聲名，他是第一個上《時代》雜誌封麵的中國人。
最後需要一提的是，除了軍閥之外，五四運動還有一個重要角色，也長期缺席。在我們以往的曆史敘述中，五四運動，6月3日之後，上海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工人罷工，對於運動的最後勝利，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當然，我們最強調的是工人罷工的作用。“三罷”當時在中國許多城市都出現了，隻是上海的規模最大，影響也最大，因此值得單拿出來說。不過，就算我們認為上海的罷工罷市對北京政府拒簽和約和罷免曹、章、陸作用最大，但是我們應該明白，按照最經典的工人運動史敘事的邏輯，在中國還沒有共產主義者之前，當時的中國工人階級，還是個沒有階級意識的自在階級，他們的行動，理應屬於自發性的，往往局限在經濟鬥爭方麵，為什麼此時居然可以成千上萬地出來，參加政治運動?到底是誰組織了他們?